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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一首诗是怎样被误读的 —— 曾卓《有赠》的文学史探微

在有关中国当代文学“潜在写作”的文学史叙述中，曾卓的《有赠》作为一首“受难者的炼狱之歌”①，因其以“实际的私人经验又一遍重述了‘流放者归来’的世界性主题”②，而被多部主流中国当代文学史著广为引述。因其情思丰盈，“唱尽了人间悲辛与欣慰”③，作为一首经典抒情诗，该作还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长期以来，对于这首诗有一个流行甚至公认的解读，认为它所记录是诗人曾卓在历经人生磨难之后以“戴罪”之身回到“家”中，被“妻子”温情接纳的故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隐藏在《有赠》的背后，诗人的个人生活遭遇其实更加曲折动人。对这首诗的误读可以说是诗人刻意的模糊自述、研究者的“后视”偏差和知情者的默契配合，三者共同促成的一个文学史的无心之失。

一

《有赠》创作于1961年11月。此前，诗人曾卓于1955年被卷入“一场意外的风暴”④，系狱两年之后保外就医，下放农村劳动；1961年10月，诗人终于回到武汉。《有赠》即是诗人根据此后的一段个人生活经历创作而成。作品于1979年以《感激》为题首次在《诗刊》第9期部分发表（仅其中一节），又于1980年被《诗刊》第9期全篇转载。这首诗被接受、阐释并在当代文学史上经典化的过程大致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

最早对曾卓诗作尤其是《有赠》等代表作进行系统研究解读，并对奠定其文学史地位作出开创性努力的，首推程光炜先生的《曾卓论》。在这篇发表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专论中，作者以较大篇幅引述和分析了曾卓的这首“唱尽了人间悲辛与欣慰”的《有赠》，并对其创作背景作了如下介绍：

1961年深秋的一个晚上，诗人终于能够与被迫离别六年的妻子相见了；这六年多来，他们共同生活在一座城市里却音信全无；诗人的道路在这期间充满了风暴和泥泞，他艰难地跋涉着，显得那样孤独；他知道妻子的生活也一定充满了辛酸和悲痛。如梦的往昔，六年的阔别，复杂得令人无言。⑤

在分析到诗中所描写的别后重逢的动人场景时，文章还动情地形容诗人“象一只失散的小鸟，象一个在外流落了许久许久的孩子，终于回到了母亲的身旁。”⑥将《有赠》中的“你”解释为“妻子”的解读思路正式形成。

另一篇稍晚发表的《曾卓论》也将《有赠》置入“诗人献给妻子的一组诗篇”之中，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读，延续了大体相同的描述口径：“1961年11月的一天，诗人和阔别的妻子见面了，其心情的激动可想而知……尽管诗人和妻子没有说一句话，但人们完全可以从人生戏剧片断感受到这对夫妇对于爱情的执着与忠贞不渝。”⑦

20世纪90年代末，陈思和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在这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当代文学史新著中，曾卓等前“七月派”诗人被置入“潜在写作”的学术框架下加以重点讨论，其中对《有赠》的解读同样延续了之前研究者的思路，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下引这段文字中，开始出现了“家”这个字眼：

1959年，经受了两年牢狱之苦的曾卓因病保外就医，又两年后下放农村，直到1961年末才回到自己的家，家里一位平凡朴实的伟大女性一直在等待着他的归来。对于一个在孤寂的沙漠中长途跋涉的人来说，这样的重逢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曾卓以浓厚的情感和生动的笔墨，记下了这感人的一幕……⑧

伴随着《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出版，有关当代文学的“潜在写作”问题成为一个时期的学术研究热点，尤其是曾卓等前“七月”派作家50—70年代的创作受到了更多关注。《有赠》作为“潜在写作”的代表性文本，也被研究者们一再提及，此前的解读思路被不断延续和阐发。如有研究者以更为细致的赏析文字，对《有赠》中的一连串动作描写进行了分析，评价其“非常细腻地刻划了在压抑的时代一个被无端冠以‘罪名’的人，如何既渴望得到妻子的原谅，又因牵连家庭而深觉不安，如何既对亲人充满歉咎因而显得自卑，又期冀真正回到家人的怀抱，在那里安顿布满伤痕的心灵、尽情哭诉精神郁闷的复杂而婉曲的心理过程。”⑨有研究者则将《有赠》与19世纪俄国作家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俄罗斯妇女》和俄国画家列宾的名画《突然归来》等“优秀文学传统”关联起来，阐释其“‘流放者归来’的世界性主题”意义。⑩也有研究者以饱含激情的文字赞美《有赠》中的“她”，认为“她”“在这里已不具体为一个有姓名的女性，而就是‘女性’本身，这个词语背后，有诗意、神性、人性、善良、完美、道义、爱情，有苦难的辉光，有里尔克诸多的写女性至灵性和神性境界的每一行诗句，有十二月党人与他们甘愿陪同自己一起流放到西伯利亚严寒中的长长的妻子队伍……”⑪。

至此，关于《有赠》记述了诗人历经磨难之后“归来”、“回家”并被“妻子”温情接纳的说法，成为一种流行解读，并进而成为主流文学史教材里的公论。例如，2003年版《中国当代学史》（王庆生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论及曾卓的《有赠》等诗作，称“这是诗人献给妻子的一首首情深意笃的心曲，也是对那些蒙冤者的忠贞伴侣由衷的赞美”⑫；2006年第二版修订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对《有赠》的解读也继续保持了初版本的论述不变。

毫无疑问，对《有赠》的这些评析，是一种深度契合民族心理情感需求和大众审美“期待视野”的解读方式，尤其是在人们不断反刍历史悲剧和舔舐个人“伤痕”的年代，人们更倾向于接受这样的解读所带来的心灵抚慰。由此，曾卓的《有赠》作为一个饱含动人情感体验的文本，与其另一首代表作《悬崖边的树》，一个作为受难者生活史的记录，一个作为受难者精神史的写照，各自以不同的侧重和特色，共同成为当代文学史上见证一段历史并广为传播的经典名篇。

二

但是，在按上述思路解读《有赠》的过程中，并非没有人对某些关键细节产生过困惑。例如，陈思和先生就对诗人六年多时间与“妻子”同生活在一座城市却彼此不通消息的说法感到不解。他写道，“这中间有一个问题我不了解，就是1955年入狱，1957年3月以后他离开了‘那间独住的小房’，后‘因病保释，休养了两年’，但这两年似乎他并没有回到正常社会……”⑬言外之意，就是困惑于诗人在因病保释休养的这两年，夫妻之间怎么会完全不通消息呢？

此外，回到《有赠》的原文，有些字里行间的细节，在阅读直觉上也不免让人心生疑窦。例如，开篇所写“我是从感情的沙漠上来的旅客”，用的是“来”字，而非“归来”；“感情的沙漠”也似意有所指。还有，第三节中“你为我引路、掌着灯。/我怀着不安的心情走进你洁净的小屋……”这种小心翼翼、惴惴不安的造访者的动作和心理，从直觉上看，似也不太像是丈夫（哪怕是经历多年磨难之后）回到自己“家”中、面对自己“妻子”时的感觉。但毕竟，每个诗人对文字都有不同的运用之道，而言语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也包含着多重阐释的可能。谁能保证直觉一定是可靠的呢？

直到笔者无意中读到曾卓的长女、已故知名学者萌萌（又名鲁萌）的丈夫萧帆的一篇回忆文章《我和萌萌》，关于《有赠》的这种隐隐约约的困惑和疑窦终于转化为一个明确的问号。在这篇文章里，萧帆回忆了自己六十年代在武汉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就读时与萌萌相识相知相爱的过程，其中有些文字谈及萌萌的身世，谈到她的父亲曾卓和她的母亲，特别是谈到1955年之后，她的母亲与父亲离异的事，“……听说她与曾卓离了婚，和武汉师范学院的李院长结了婚”⑭；后文，作者又进一步提到，萌萌告诉他，“爸爸现在也有家庭了。她姓薛，薛阿姨。那边也有我的弟弟妹妹。”⑮

这些记述瞬间让前述关于《有赠》的文学史阐释变得不可靠起来。很明显，在这首诗的背后，应该还有更深的隐情和更为曲折的故事。当笔者顺着这个思路，进一步去搜检历史褶皱中的各种蛛丝马迹尤其是近年出版一些口述文献和访谈资料时，终于从一些片断记述中大致弄清并拼凑出了《有赠》背后诗人真实的生活史以及这首诗所记录的真实情景。

1955年系狱两年之后，诗人曾卓于1957年3月27日因病保外就医，出狱之后，很快就与当时的妻子痛苦地分手了，这位妻子就是曾卓长女萌萌的母亲。而1961年11月《有赠》中深情写到的“你”，则是此前就与曾卓相识的并在此后与他走到一起相伴终生的第二任妻子薛如茵女士。

关于这一段个人生活史，曾卓在其生前公开发表的文字中鲜有提及，直到他在2002仙逝之后，薛如茵女士才在接受各种访谈时，陆续较为详细地透露了她与曾卓相识相爱的由来和过程。其中一篇访谈者的文章这样记述曾薛二人的相识与交往：

武汉新生政权建立后（按指1949年武汉解放），曾卓被聘为武汉大学与湖北省教育学院的客座教授，给大学生讲授革命文艺。刚刚从湖南大学转学到湖北教育学院学习的薛如茵，因此成为曾卓的学生。由于当时是上大课，他们相见不相识。他们真正的零距离接触是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在汉口召开的中南区文学艺术界工作者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南文联。当时薛如茵是大会宣传组的工作人员，会议期间她与代表们一起联欢，曾卓这才知道她是从湖北省教育学院毕业的弟子。⑯

此后的50年代初期，曾卓在当时的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任副社长，同时担任武汉市文联副主席，薛如茵也在武汉市文联机关刊物《长江歌声》任音乐编辑，两人因工作关系时常交往并互相欣赏、互有好感。⑰只不过，当时的曾卓因已有家庭，女儿萌萌已经出生，两人并无进一步交往的可能。1955年雨打浮萍，两人就此失去了联系。

1960年，曾卓在武汉郊区花山人民公社劳动。12月的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在深味人生困顿与妻女离散的孤寂中，曾卓写下一首题为《雪》的诗作，回味的正是50年代初期他与薛如茵交往的那些片段（“雪”与“薛”谐音）：

像每次落雪时一样

我又在雪中想起了你。

想起了那个黄昏

我们怎样披着风雪，

握着手，静静地站在龟山上

眺望着雪花飘飞的童话中的大城；

想起了九年前的除夕，

我们怎样坐在挂篷的三轮车上

如同坐在乌篷船里，篷外是欢呼声、锣鼓声、鞭炮声

是飘流的灯光和大雪。⑱

次年10月，曾卓从花山人民公社回到武汉，被分配到武汉话剧院任编剧，随后他通过熟人打听到薛如茵的住址，给她写去了一封信，表示对她还有好感，而自己已经离婚。⑲此时他们已有六年未通音信。由于没有得到回复，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曾卓突然找到了薛如茵的住处，敲响了她的房门。据薛如茵回忆：

后来有一天晚上，有人敲门，我没开门。我在三楼上，很小的一间木板房。后来又敲门，我就开门了。没想到是他！他后来写过一首诗，叫《有赠》，就是写当时那种情景。……这是1961年11月份的事情，紧接着不到61年年底，我们就结婚了。⑳

可见，《有赠》所记录的，并非是诗人受难归来后被“家”和“妻子”温情接纳的故事；恰恰相反，它记录的是这个被时代和生活抛弃的失意之人，在饱经磨难和孤寂之后，如何寻着“生命的灯”，重新找到人生和情感的港湾，重获“爱”的抚慰、重建“家”的信仰的一个更为曲折和动人的故事。

三

那么，此前关于《有赠》的误读是怎样形成并被广泛接受的呢？从阐释学的角度看，这确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充分说明了诗人刻意保守个人隐私的模糊自述、研究者的“后视”偏差和知情者的默契配合，三者如何共同促成了一个文学史上的无心之失。

首先，前述研究者们之所以对《有赠》作出那样的误读，恰恰都是以诗人曾卓的自述为依据的，这就是曾卓那篇被广为引用的著名创作谈《从诗想起的……》中的相关记述：

在一个晚上，我去看她。六年多来，我们同生活在一座城市里，却彼此不知道消息。六年多来，我的道路上是充满了风暴、泥泞……，我艰难地跋涉着。现在我是孤独的。可以想象，她的生活也一定是充满了辛酸和悲痛。如梦的往昔，六年多的阔别，现在我们终于可以相见了。她将以怎样的态度接待我呢？我的命运是在她的手中了。她住在一栋大楼三层楼上的一间小小的房屋里。我先在楼下望了望，那里有灯光。我快步上楼去，在她的房门口站住了。我的心跳得厉害，好容易才举起了手轻轻地叩门。我屏住呼吸等待着。没有反应，我又叩门，又等待了一会。门轻轻地开了，她默默地微笑着（那闪耀着的是泪光么）站在我的面前……

于是我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开始了新的一章。㉑

在这段文字及其上下文中，曾卓全程以“她”来指代薛如茵女士，使用与《有赠》相似的那种诗性的叙述方式和语言风格（“那闪耀着的是泪光么”是对原诗句的完全照搬）来回忆他与“她”的这次重聚，而回避掉了任何可能的有关当时双方真实关系和真实处境的实质性指涉。正如前文述及的，曾卓在其生前的公开文字中鲜有提及自己从离异到再婚的这段个人生活史，唯一有所涉及的就是这段诗性的模糊的自述。在笔者看来，这种诗性的模糊也是诗人刻意为之的一种修辞策略，原因其实不难理解，一是不愿意张扬个人生活和情感的隐私，二是顾及与这段隐私有关的亲人们（涉及两个家庭和众多的子女）各自不同的感受，并确保他们免受舆论的干扰和伤害，其良苦用心体现了诗人对人对事的慎重、宽容与厚道。

但这种模糊的自述却给研究者们造成了莫大的困扰。当人们多年以后读到公开发表的《有赠》并认识了这首诗的所赠之人薛如茵女士时，她确实是已经与诗人同甘共苦多年的妻子。“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其实真正“惘然”的并非“当时”，而往往是时过境迁之后，当人们尤其是旁观者从“后视”的视角回看当事人的“当时”时，往往难以避免从已知的现在去倒推未知的“当时”，而导致认识上的偏差。更何况，诗人自己同样基于这种“后视”视角的某些措辞，也在进一步锚定这种认识上的偏差。例如，曾卓生前在接受采访或访谈时，通常的说法都是，“《有赠》是写给妻子的”㉒。从现实的人事关系看，他的说法并没有错，但“妻子”这样一个“后视”的措辞，却给研究者们的解读，带来了更为致命的遮蔽效应。只要没有人刻意点破，产生误会几乎是必然的。

有意思的是，在诗人曾卓的身边，有可能去点破这个误会的知情人并不少见。例如曾卓的长女萌萌就是从事人文研究的知名学者，她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就广为流传的关于《有赠》的误读，不太可能毫无知觉，但她没有去刻意点破，此乃人之常情，完全可以理解。但在曾卓的朋友中，尤其是在武汉的文化圈、朋友圈里，也并非没有了解其中详情或知悉真相的人。以笔者所见，在曾卓先生仙逝十年以后出版的纪念文集中，从多位曾卓生前好友文章中透露出来的信息看，他们都是诗人那段个人生活史的知情者。例如，诗人高伐林回忆1996年曾卓夫妇访美时曾在他家中住过四五天，他们“朝夕相处，促膝长谈”，其中曾卓谈得最多的，就是“前妻离他而去之后，与薛老师相逢、相知、相濡以沫的经历。”㉓再如，原武汉《芳草》文学杂志副主编祁向东在回忆文字中也写得很清楚：“《有赠》一诗写于1961年11月，是献给他的恋人，即后来的妻子的。”㉔还有，武汉大学樊星教授在回忆与曾卓的交往时也写道：“印象最深的，是他老人家有一次谈到当年写《有赠》的情景：那是1961年，曾老获释以后。因为事先来不及告知知心人，门上一把锁。曾老就在门口等待、在附近徘徊……直到几个小时过后，才与心上人惊喜相逢。”㉕从这些文字看，这些朋友对曾卓《有赠》背后的生活和情感细节都是知情的，而且他们的身份有的是诗人，有的是文学编辑，更有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知名学者，但是他们面对早就广为流传的关于《有赠》的误读，十多年的时间里，却无人想过刻意做点文章去道破这个误会。大家仿佛如曾卓及其家人一样，都怀着善意非常默契地共同守护着这个秘密。

著名的阐释学大师加达默尔指出，“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㉖从阐释学的角度看，关于《有赠》的误读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效果历史事件”。如今，诗人曾卓及其个人生活史中的很多当事人，包括其长女萌萌，俱已仙逝，之前的很多顾虑已无必要；而《有赠》则会长久地留在文学史上。尽管“诗无达诂”本是常理，但是对于《有赠》这样一首承载着特定的历史记忆和个体遭遇的经典之作，适时地澄清其背后的事实真相，仍然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无损于这首经典之作的价值和意义，而且有助于后来者更加准确地去理解它、懂得它，更加深入地去感受其抚慰人心、震撼灵魂的力量，及其背后不可忘怀的历史。

注释：

①⑧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04页、第106页。

②⑬ 陈思和：《读曾卓先生的〈有赠〉》，《中国文化》2001年第1期。

③⑤⑥ 程光炜：《曾卓论》，《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

④ 曾卓：《在学习写诗的道路上》，见《曾卓文集》（第一卷），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第416页。

⑦ 翟大炳、何锐：《曾卓论》，《贵州社会科学》1991年第8期。

⑨ 程光炜：《曾卓诗〈有赠〉〈我遥望〉赏析》，《名作欣赏》2001年第1期。

⑩ 陈思和：《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笔者注，涅克拉索夫的长诗《俄罗斯妇女》写的是两个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不远千里去西伯利亚流放地寻夫的故事；列宾的名画《突然归来》又名《意外归来》，刻画了革命者从流放地归来进入家门的瞬间。

⑪ 何向阳：《曾卓的潜在写作：一九五五——一九七六》，《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4期。

⑫ 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2月，第482页。

⑭⑮ 萧帆：《我和萌萌》，见萌萌学术工作室主编《人是可能死于羞愧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11月，第43页、第46页。

⑯ 裴高才：《胡风分子“三剑客”的卓异人生》（五），《传记文学》（台湾）第113卷第5期（2018年11月）。

⑰⑲⑳ 魏时煜：《胡风：诗人理想与政治风暴》，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59—660页、第660页、第662—663页。

⑱ 曾卓：《雪》，见《曾卓文集》（第一卷），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第135页。

㉑ 曾卓：《从诗想起的……》，见《曾卓文集》（第一卷），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第401页。

㉒ 范春歌：《穿过激流的老水手——著名诗人曾卓访谈》，《武汉晚报》2002年3月10日。

㉓㉔㉕ 陈汉桥主编：《他还爱着——曾卓纪念文集》，武汉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62页、第401页、第180页。

㉖ [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著，洪汉鼎译：《诠释学 I 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修订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8月，第4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