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谈及自己的创作时，“时代“总是成为罗伟章的关键词。在写作中，他试图以个人经验抵达时代精神的本质，以个体命运反映时代洪流，努力逼近时代的，深邃和真实“。关于《谁在敲门》，他更是直言：“《谁在敲门》写的是一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下的人和时代下的情绪。“目前，研究者们普遍认为《谁在敲门》通过家族叙事完成了对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解体“的时代叙述。这样的分析显然基于一种现代化理论，然而，无论是从中国乡村的现实还是从文本来看，《谁在敲门》所描写的都不是乡村的“解体”，而是后乡土社会——与现代化并行的，一种新常态的乡村图景，也即在后乡土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乡村在空间、政治秩序以及基本形态上出现的新变。这种直面当下现实的写作姿态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中国当代乡土小说的创作困境，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文本提供了新思路。

01.

发现“镇“：

后乡土社会新空间

“空间既是故事的主人公置身其间发展演绎其故事的背景，也可以是作者想象与思考世界的方式和角度。”如果我们将罗伟章2007年出版的《饥饿百年》与现在的《谁在敲门》进行对比，最为明显的变化便是小说的叙事空间。《饥饿百年》的故事主要在何家坡展开，尽管主人公何大偶尔流浪到东巴场、清溪场，也都是短时间的虚晃一枪。而到了《谁在敲门》，随着农民的迁移现象成为后乡土社会的新常态，回龙镇成为小说中大部分故事展开的舞台。这不仅仅是地理空间的变化，更是基于当下中国乡村新常态的乡土文学叙事空间的新变。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乡镇叙事或者说小镇叙事并不少见。鲁迅、王鲁彦等作家都曾以家乡为原型构建出一个个愚昧闭塞的小镇空间。而另一些作家如废名、师陀、沈从文等，则以诗情画意的笔触描绘了一个个田园牧歌式的理想家园。总体而言，这些乡镇叙事中的“镇”与“村”处于同一维度，只是承载乡村社会的容器，最终所指向的仍然是传统乡村。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余华等作家转而关注不同于城市和乡村的“混杂“、“敞开”的“中间地带”，展开了对乡镇或城乡接合部的书写。他们将乡镇作为城市与乡村的中间点去展现，并塑造了属于小镇的独特风物。而罗伟章也继承了这种思路，关注“镇”不同于乡村与城市的特征。但不同之处在于，他立足于后乡土社会中农民生活的地理空间迁移的新变化，发现“镇”事实上已经成为新的乡村社会空间。这主要体现在地理意义和文化意义上。

“镇”在地理意义上成为后乡土社会新空间。在后乡土社会“人口大流动”的背景下，农民的向外流动成为乡村新常态。而“流动的乡村”不仅指乡村与大城市之间的流动，更有乡村与镇之间的人员流动。在回龙镇，村里的农民向镇迁徙成为寻常现象。在村民心中，“镇”是比村更高一级的存在，在镇上有房成为身份的象征。凡是家里有钱的，都离开农村老家而在镇上买了房。如果说年长的人还因做农活的需要而偶尔回乡下居住，那么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则很少回乡下，短暂回乡时也只在镇上歇脚。此外，在镇上买房也成为乡村年轻人结婚的硬性要求。二哥的儿子洪泉同碧桦结婚时，碧桦的父母要求洪泉在镇上买房。二姐也很早就给两个儿子在镇上买了房，“这也是现在的行情，当父母的，不在镇上给儿子买房，儿子就只能如梧桐叶落，从头到脚地打光棍”（第83页）。于是，镇上的人口“日日渐长”，而原本的居住地老家农村则成为“空心村”，“眼见的活物，除三两只茫然的狗、寂静的鸡，就是变得更老的老人”（第596页），“杀个猪，都没人帮忙按，死个人，都出不了阳宅，弄不到坟地”（第143页）。可以说，村民们的主要生活空间已经由乡里变成了回龙镇。从这个意义上说，“镇”成为乡村故事发生的新舞台。

“镇”是区别于乡村和城市的独特文化空间。尽管镇成为村民们活动的新空间，但目前的乡村并没有完全“空心化，。在需要种庄稼的时候，搬到镇上的村民也会回村居住一段时日，还有些人尽管在镇上买了房，常住的却仍是乡下。更重要的是，作为外界与乡村的沟通连接点，回龙镇缺少独立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保持活力完全靠“外出务工者输血”（第596页），当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处境艰难时，“镇子就腿软筋麻，目倦神疲” （第596页）。因此，乡村并没有完全被镇取代，而仍然是与镇并列存在的空间。那么，问题就来到罗伟章处理这两个空间的方式。在罗伟章的叙述逻辑中，乡村是传统事件的发生空间，而回龙镇则是新事物的发生空间。在乡村空间中，罗伟章书写的是传统文化的传承及其因人口缺乏而面临的断裂。在父亲的葬礼部分，罗伟章详细描写下葬前以及下葬的种种细节：给死人抹汗，阴阳先生念经，孝子绕棺，礼生写客祭文，丧舞队、狮子队、哭丧队，甚至连客祭文的具体内容都一一记录。这不仅是对父亲许成祥葬礼的记录，更是为逝去的乡村传统所作的挽歌。“我”的朋友——在文化馆工作的独辫子则经常深人位于深山高岭的村庄寻访和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原生态的乡村中，他记录了端公的太平锣、百里峡的癖草锣等。这些珍贵的传统乡村文化正因无人继承而面临几近失传的窘境。而在回龙镇这个乡土文化新空间中，罗伟章更多书写的则是外来文化与本土乡村文化碰撞发生的异变。在回龙镇，有从外地传来的结婚风俗，新郎新娘结婚时要经历“闹婚”;有穿女装、戴耳环的外地男游客，“引来满街人撵着看稀奇”（第25页）;充斥着赌博等三教九流的娱乐。这种传统乡村空间与异变的回龙镇乡土文化新空间构成了对比，使得回龙镇与乡村区别开来，成为一个具有独特质地的乡土文化新空间。

在早年关注“农民工进城”、书写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以后，罗伟章将目光放回本源—那些并未进城打工的农民，他们才是构成当前中国乡土社会的主体。而立足于人口大流动的乡村现实，他发现并塑造了回龙镇这个具有独特地理与文化意义的乡村社会新空间。这意味着在城市空间及荒野空间之外，“镇”成为当代乡土文学的叙事新空间。

经济能人崛起：

后乡土社会新秩序

《谁在敲门》以在城市工作的儿子“我”许春明回乡为视角，以父亲庆生、生病、葬礼等事件为轴线，描写了一个乡村大家庭的发展变化，表现出明显的家族叙事特征，更旁逸出许多人物故事，有研究者因此称其为“乡土社会的‘清明上河图’”。而在其家族叙事的脉络中，大姐和大姐夫一家事实上是叙事的重心，大姐夫由在家中和镇里拥有“绝对统治权”，到逐渐失势和最后人狱，是小说的一条暗线。一方面，大姐家是回龙镇故事发生的核心地点。无论是“我”回到故乡歇脚，还是父亲庆生、燕子与达友分分合合等，均发生在大姐家中。另一方面，大姐夫是整个家族的精神核心，也是李家岩的精神核心。在家族大小事务上，许家人以大姐夫为决策中心。而在李家岩甚至整个回龙镇，作为村支书的大姐夫也是“响角儿”（第39页）。大姐夫的失败不仅是政治上的失势，更反映了后乡土社会乡村秩序运行的新常态。

大姐夫李光文的出现本身便是后乡土社会“村官政治”的产物。在传统乡土社会，国家权力是通过“士绅阶层，实现的，即由原地主、宗族领袖、儒生或者集三种身份于一体的士绅掌控。新中国成立以后，历次政治运动形成了“以阶级身份为基础的社会分层”，乡村权力通常由党员、干部或优秀的贫下中农掌握。改革开放以后，乡政村治体制取代人民公社体制，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行使得乡村社会获得相应的自治权。此时，乡村政治进人新的运行状态：有名望、有地位的乡村精英仍然在乡村权力场域中占据一席之地，而自觉参与村庄事务的政治能人及在市场经济中脱颖而出的经济能人则是加人“村庄精英，的新成员。大姐夫李光文正是当下中国乡村中的政治能人。与《饥饿百年》中掌控何家坡秩序的大地主何华强相比，李光文既没有财富，也不是宗族领袖，他能在李家岩掌握权力，靠的是在村庄政治事务的参与中获得了村民的信任。在整个回龙镇还没通乡村公路时，他便到处奔走、筹措资金为李家岩修路，不仅不要村民一分钱，更在占地赔偿时尽力为村民“挣好处”（第40页）。在杨侯山大火时，他冲在救火最前线，在自己被烧伤的情况下仍然忙着安顿受灾户，为他们找住处、筹米粮。他在参与村庄事务上表现出来的为村民争取利益的形象，使得他成功由一个穷小子当选为村支书，并获得了李家岩全体村民的拥护，“不管他做啥，村民都没二话”（第249页）。成为村支书后，他在村民中逐渐树立的威信也“不是摇旗儿摇出来的”（第39页），而是在灵活的政治手腕和强大的个人魅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方面，他在政治上长袖善舞，手段灵活。在清溪河翻船事件中，他对遇难者家属恩威并施，以大笔补偿费将三个遇难者以失踪者身份留在河底，保住了回龙镇冯书记的乌纱帽，使得本对他并不服气的冯书记从此与他成为“死死的朋友”（第41页）：在处理村民鄢敏与李保顺偷情之事时，他头脑冷静，采用不同话术安抚众人，成功阻止了三方人马闹事：他善于利用无赖游民灰狗儿，不仅以烟酒吃喝收买这个不稳定分子，更在某些时刻利用他的无赖手段，如吐口水、挡路拦车、寻人骂架等达成自己的目的。另一方面，他继续为村民争取利益，全心全意为村民办实事。当外出打工的李家岩村民遇到困难向他求助时，他从不推脱，甚至为到外地帮村民讨公道而特意定制一套西装，其结果“没一次不让村民满意”（第479页）。此外，他还拥有强大的个人魅力。在天然气公司高经理的车被灰狗儿拦住要钱时，他面对趾高气扬的高经理引经据典、发表演说，其气势不仅震慑了高经理，更令司机杨津“崇拜得五体投地”（第105页）。

而如此长袖善舞、游刃有余的大姐夫在小说的后半部逐渐走向失败的命运，则反映了后乡土社会政治秩序运行的新常态。表面看来，大姐夫在政治上的失势源于他在更高的权力层面上没有依靠，直接原因则是韩镇长设下的圈套。尽管他与大部分干部都交情甚笃，但在村民们心中颇有威信的他在乡镇公共管理者们看来却是一个“土皇帝”。而有些上级对他不合常规的重视也为他招来旁人的嫉妒，韩镇长便因此记恨他，最终设下圈套，以“黑社会”的罪名将他关进狱中。但大姐夫在政治上的失势，是否仅仅源于韩镇长的嫉妒与圈套?事实上并非如此。究其原因，大姐夫作为村支书最大的失败，是已经失去村民的信任。正如前文所言，大姐夫在任时最倚仗的是村民们的信任与拥戴。唯有如此，才能使冯书记在试图把他这个村支书换掉时遭遇失败，连选五次，除了他，所有的候选人加在一起“也没凑全一个‘正’字”（第40页）。他的这种政治资本本身便隐藏着危机。作为21世纪的乡民，大姐夫李光文并非白嘉轩式乡村传统道德秩序的守卫者“也不是梁生宝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头人“更不是当代乡村叙事中坚守个人道德操守的新乡贤。他并不是道德楷模“尽管他尽力在处理村庄事务上做到大公无私“但他仍然有许多人性的阴暗面。当钱文无法还钱时“他动用黑社会的特殊关系“对钱文严刑拷打、暴力威胁“而这也成为他最终人狱的罪名。他在村中收了十多个“干儿干女”（第45页），尽管大部分是大姐无私帮助的留守儿童，但他的“干儿干女”们仍因此而得了裙带关系的好处，如多年来受邻居欺负的村民广里拜了干爹干娘之后，“吃穿用度手都宽了，在村里说话，都高声大气，走路都迈八字脚”（第647页）。这些暗雷随着他没能够引领村民获得经济回报而全面爆发。在李家岩的扶贫行动中“扶贫干部给贫困户送米粮、油、肉和现金“甚至要给贫困户修房子，引起非贫困户愤懑不平。为了安抚非贫困户，大姐夫照常发表了激情演说，但在涉及经济利益分配的问题上第一次没能成功说服众人。而隔壁村燕儿坡的第一书记华运翔依靠自己拉来的投资让燕儿坡村民做上了百元一天的活“更是第一次让李光文收获了负面评价：“原以为李光文最能干“不仅燕儿坡“好几个村都说要用八抬大轿“把李光文抬去当书记“而今不那样想了。（第603页）“抓他那天，听说不少村民竟然欢喜得放了鞭炮”（第661页）在后乡土社会中，“随着农村社会的进一步分化，经济精英迟早会替代由边缘地位所构建起明确自我意识从而较一般村民更积极参政者的精英地位”。可以说“能人大姐夫的黯然退场，事实上反映了后乡土社会乡村政治秩序由政治能人治理到经济能人治理发生的变化。

熟人社会变迁：

后乡土社会新形态

熟人社会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结构特征与基本形态“在这种相互熟知的社会关系中“乡村居民基于血缘与地缘产生高度关联的社会习俗“如礼尚往来等。到了后乡土社会“因村落共同体的整体性特征延续“社会学家认为熟悉关系仍然是乡村社会的特质“但与传统乡土社会相比“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后乡土社会的熟悉关系也在发生变迁，走向如“半熟人社会”“无主体熟人社会”“弱熟人社会“等新的形态。在《谁在敲门》中，罗伟章构建的乡村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熟人社会，而这种形态逐渐走向瓦解，反映了后乡土社会基本形态正在发生改变的新常态。

在小说中，罗伟章对乡村的熟悉关系有着自己的观察，认为这种基于熟悉关系产生的”人情“与”面子“是对人的束缚。回龙镇盛行摆酒席之风“为了收礼“甚至旧历生日、新历生日都摆酒席。这形成了”背不动“的”人情山“（第10页），有些熟人多的人甚至一天要赴十余场酒席，“不去就是没人情”，吃得唉声叹气“喊爹叫娘“活生生把一个家吃穷”。（第10页）而在这个熟人社会中，人们更有“好面子”的习惯：“肚里没肉，也撑着把肉往脸上贴，那些外出务工的，苦打苦熬，分明没挣几个，逢年过节，能买到火车票也不买，而是坐飞机回来，或者东拼西凑买辆车，天远地远开回来。”（第73页）在碧桦的父母临结婚前一晚提出额外附加条件时，二哥不仅为自己花的钱生气，更怕在熟人面前丢脸：.各路亲友，八方宾客，都知会过的，只等天明，人家就远远近近地来镇上坐席，来了却冷目瞅眼，他那脸往哪里搁?”（第135页）

但罗伟章不仅仅停留于批判式观察，这种熟悉关系事实上构成了全书的矛盾冲突。首先，对熟人社会的构建从小说的题目便开始了：“乡镇是个熟人社会，家家有道门，就是供熟人敲的。”（第31页）因此，“谁在敲门“，显然就是对乡村熟人网络的浓缩式精确描绘，因为来敲门的只会也只能是熟人，这便是乡村的熟人社会网络。更为重要的是，熟人社会的构建是整部小说的发展线索，小说开始于兄弟的敲门，而大姐的自杀则将熟人社会的构建推上了最高潮。在小说中，罗伟章以兄弟敲门作为开头，定下了“敲门”的基调：无论是在老家，还是在镇上，常遇黎明时分有人敲门，甚至半夜三更也敲（第31页）。而大姐最终的自杀也缘于此。因大姐夫是村支书，又住在镇上，大姐家的门响得很勤。来赶早场卖山货的燕儿坡、李家岩村民，不仅敲开她家的门等早场，甚至把买来的或者卖不掉的东西存放在她家中。而在许多村民都搬到镇上住之后，尽管存放东西的少了，但来敲门的熟人仍然很多。这常常令大姐心烦，却是她在乡村的人际关系网络中被信任与被接纳的表征。因为她是一个十分重视面子的人，她认为“人活一张脸”，“脸没了，不如一根绳子搭在屋梁上”。（第164页）在她眼中，脸面比吃饭穿衣更重要，“要是大姐夫撤了职，几十年的老脸就丢尽了”（第479页）。然而在丈夫因罪人狱后，原本“天经地义“（第581页）要挂在她门上的红灯笼被取掉，此时不仅不会有熟悉的村民来敲门，更不会有所谓的“外地游客“来敲门。这对重视面子的她来说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使得她最终选择自杀。

然而，这种基于传统乡土社会的熟悉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在罗伟章看来，熟人社会是乡镇区别于城市的标志：“到某一天，熟人社会彻底瓦解，中国就能像小崔说的那样，进人世界城市或世界都市的社会了。”（第634页）尽管如今“还没到那一步”（第634页），但后乡土社会处在城镇化进程中，作为传统乡土社会的基本形态的熟悉关系也必然逐渐改变，小说中的“红灯笼行动”便标志着对这种以熟人关系为基础的乡村形态改变的开始。在以熟人关系为基础的乡村社会，人与人知根知底，“相互能达成默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贤愚不肖，哪有不知道的，何况同在一架山里，有了香臭，山风吹不来，山水也流来了”（第70页）。而在张书记的计划中，原本封闭的乡村必将随着“全域旅游”的规划而向外敞开大门，迎接外来游客。此时，依靠知根知底、熟悉环境的熟人网络失效了，取而代之的是外化的评判标准：门口是否有红灯笼。而红灯笼丢失事件导致的镇上装监控，更是对熟人社会的进一步瓦解：“你无法想象在监控里看到自己的熟人，边走路边挖鼻孔，倚在墙角撒尿，或者内裤没穿舒服，走几步就伸到下面去扯一下。”（第634页）.红灯笼行动“以传统道德作为准则，在张书记“清正民风”的计划中，全县人民将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第569页）这传统八德作为自己的言行准则，唯有八德俱全才能在家门挂上红灯笼。这表明，罗伟章认为提倡传统道德是应对后乡土社会来临时人性堕落的良药。

总之，罗伟章立足当下中国乡村现实，关注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新常态，即后乡土社会乡村在空间、政治秩序以及基本形态上出现的新变。在后乡土社会中，“镇”在地理意义和文化意义上成为后乡土社会新空间;经济能人治理取代政治能人治理成为乡村政治秩序新常态;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的基本形态也将随着城镇化进程而逐渐改变。罗伟章突破当下乡土小说的“挽歌式写作”，对乡村社会进行了更为理性的思考。一方面，不同于大多数当代乡土小说，《谁在敲门》不是以乡村的消亡为结局，而是指向新秩序的建立，为“陷人困境”的当代乡土小说注人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他以历史的眼光透视事物的表层，不流于表面的乡村新事物描写，而是关注广阔时代中幽微的个体情绪，以众多人事完成了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书写。只不过，他终究没有在作品中判断历史走向。在“红灯笼行动”以及监控设备进人乡村熟人社会后，人们将形成怎样的人际关系与社会网络，多个村庄的贫困户聚集到一处居住后，乡村又会形成怎样的秩序格局，仍然是未知的。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