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子夜》：成书前的文献谱系还原--文史--中国作家网

重读《子夜》：成书前的文献谱系还原

来源：《励耕学刊》　|　妥佳宁　　2023年01月13日09:51

原标题：从实业与金融，到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子夜》成书前的文献谱系还原

茅盾对《子夜》的内容曾有过许多概括。例如为《茅盾选集》写的《自序》中说：“这一部小说写的是三个方面：买办金融资本家，反动的工业资本家，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2]又如为重印《子夜》写的《再来补充几句》中，说法与之相近：“这本书写了三个方面：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者与工人群众。”[3]这两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说明，对“革命运动者”“工人群众”一字未易，却对吴、赵两派使用了略有差别的表述词句。金融家与买办阶级、工业家与民族资产阶级，这细微的表述差别背后，究竟有怎样的不同着眼点？那小说创作最初的表述是什么，又经历了什么样的转换，其间受过何种因素影响？

关于瞿秋白对《子夜》写作的影响，早已为学界普遍注意到。众多研究不仅试图揭示茅盾与瞿秋白的观念差异[4]，而且尝试将政治家瞿秋白和文学家瞿秋白的内在差异也呈现出来[5]。然而绝少有研究能够准确还原茅盾在受瞿秋白影响之前的自身创作意图，也难以在现存各种版本的《子夜》中有效区分哪些内容是受瞿秋白影响而创作，哪些内容更多地保留了茅盾自己原有的创作思路。

对《子夜》既有的版本学研究[6]，更多关注初版本之后的各种版本演变[7]。鉴于现存各种版本的《子夜》都是茅盾接受瞿秋白建议改写之后的产物，很难从《子夜》成书后的各种版本中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那么在《子夜》以单行本正式出版之前，零散发表在报刊上的个别章节，不同时段完成的小说手稿和写作大纲，以及《提要》和最初的构想“记事珠”等，就为探寻茅盾创作本意和瞿秋白指导意见的差异，以及茅盾写作过程中的重心转移与表述转换，提供了一系列文献谱系，可从中寻找最基本的文献证据。

一、小说前四章手稿中遗留的“前瞿”表述

尽管茅盾本人后来的回忆录并不一定完全可靠，尤其不能作为作者最初意图的唯一有效说明，但一些原始文献的存留还是可以印证作者的某些说法。据茅盾回忆录称，1931年4月下旬他和夫人孔德芷去看望瞿秋白夫妇，告诉瞿秋白“现正在写长篇小说，已草成四章，并把前数章的情节告诉他”。“过了两天，记得是一个星期日”，茅盾“带了原稿和各章大纲和德芷又去，时在午后一时。秋白边看原稿，边说他对这几章及整个大纲的意见，直到六时。”之后瞿秋白在茅盾家住了一两个星期，“那时天天谈《子夜》”。瞿秋白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甚至包括细节，“原稿上写吴荪甫坐的轿车是福特牌，因为那时上海通行福特。秋白认为像吴荪甫那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更高级的轿车，他建议改为雪铁龙”[8]。经瞿秋白的指导，茅盾对已写成的前四章做了一些修改，并重新写了后面几章的大纲，后面相应的章节也按照新大纲来写作。

核对1933年开明书店的《子夜》初版本，即可发现茅盾已据瞿秋白意见将第一章开篇处吴荪甫的轿车改为了“雪铁笼”[9]。然而，现存茅盾手稿中第一章开篇处吴荪甫的轿车仍为“福特”。据此细节，对《子夜》成书谱系进行详实考证的汉学家冯铁发现，现存手稿的前四章，正是未经瞿秋白建议修改的原写作稿[10]，不同于后面几章手稿，未受瞿秋白意见影响。

在后面的章节中，瞿秋白建议“改变吴荪甫、赵伯韬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尾，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能强烈地突出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11]。茅盾按瞿秋白的意见修改后，吴赵之间关系，彻底地变成了绝然对立，并从工业家与金融家的关系，上升成为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的关系，以此来探讨中国是否能够成功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与革命性质问题。而在茅盾的前四章手稿中，却留下了许多关于实业与金融的“前瞿”表述：

手稿第一章结尾处，吴老太爷昏厥将死，吴荪甫、杜竹斋等家人亲属挤在小客厅里忙乱。张素素问经济学教授李玉亭：“你看我们这社会到底是怎样的社会？”李玉亭回答：“这倒难以说定。可是你只要看看这儿的小客厅，就得了解答。这里面有一位金融界的大亨，又有一位工业界的巨头；这小客厅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当然，两人承认小客厅里和内地还有无数“一到了上海就也要断气”的吴老太爷们。手稿上这段对话，是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一种认识。有趣的是，小客厅里的“金融界大亨”，不是赵伯韬，而是吴荪甫的姐夫杜竹斋，并非买办，也没有美国后台“托辣斯”老板。可见小说中实业与金融的对峙关系，比吴赵二人的私人恩怨更具有普遍性。而这种普遍性并不必然体现为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阶级的分野，更多地体现为实体经济与金融行业的差异。在瞿秋白提出建议前已经写成的小说第一章手稿中，茅盾就用金融与工业作为“中国社会的缩影”，并且到正式成书后也未删改，遗留了两人认识中国社会的视角差异。

第二章手稿中吴荪甫听到厂里怠工的消息后，抱怨实业经营之难与金融发迹之易：“开什么厂！真是淘气！当初为什么不办银行？凭我这资本，这精神，办银行该不至于落在人家后面罢？现在声势浩大的上海银行开办的时候不过十万块钱，……”而另一位丝厂老板朱吟秋，则在忧虑如何向银行续借贷款，忿忿地说：“从去年以来，上海一埠是现银过剩。银根并不紧。然而金融界只晓得做公债，做地皮，一千万，两千万，手面阔得很！碰到我们厂家一时周转不来，想去做十万八万的押款呀，那就简直像是要了他们的性命；条件的苛刻，真教人生气！”第三章手稿中火柴厂老板周仲伟也说，“金融界看见我们这伙开厂的一上门，眉头就皱紧了。但这也难怪。他们把资本运用到交易所公债市场，一天工夫赚进十万八千，真是稀松平常”[12]。“金融空转”自身获利，而未使资本有效投资实业[13]，成为这些“前瞿”表述的核心。茅盾此时的着眼点，更多地还是在中国经济中。

小说第二、三章借吴老太爷办丧事之际，将各方势力都集中到了吴府。各色人等的交谈与密谋，已经构成了整部小说的总体框架。手稿中这两章除了借众人之口写公债受战事消息影响及金融界三巨头密谋投机外，还极言工业的困局：“工人要加工钱，外洋销路受日本丝的竞争，本国捐税太重，金融界对于放款又不肯通融！”[14]如此的实业困局，既不是将来被吴荪甫的益中公司吞并了就能解决的，自然也不是再被赵伯韬的“工业托辣斯”或其他外国银行兼并了就不会存在。

除了金融投机造成实业资金困难之外，前四章手稿还写了金融资本支配工业业。第三章吴荪甫叫杜竹斋不要催债反而放债套取抵押品，以挤垮朱吟秋周转不灵的丝厂。借金融业来吞并实业，正是吴荪甫“大计画”的意图所在。而实业家孙吉仁、王和甫拉吴荪甫欲办银团经营长途汽车、矿山等企业，“开头办的时候，手段还得圆活些”[15]。圆活手段实际上就是自组金融机构到公债市场去投机或“套利”[16]。吴荪甫集团积极参与金融投机，利用金融业支配工业资本，和赵伯韬集团以及其阴谋制造的“工业托辣斯”，实在并无二致。真正构成对立的，其实是实业与金融，而不一定非得是吴荪甫和赵伯韬，也可以是“吴伯韬”和“赵荪甫”。

第四章写农民暴动，而瞿秋白“谈得最多的是写农民暴动的一章”，但茅盾并未按照瞿秋白的意见改写这一章，只做了保留。在《子夜》单行本出版前，1932年6月和7月，茅盾曾将第二章和第四章分别以《火山上》和《骚动》的题名，单独发表在新创刊的《文学月报》上，署名“茅盾”[17]。单独发表的这两章，与手稿相比，用字略有不同[18]；与1933年开明书店版单行本《子夜》相比，文字也有极个别差异。由此可见，1932年夏单独发表的章节，是茅盾对现存手稿修改后的产物，到《子夜》单行本出版之前，可能又再次修改。而原欲以《夕阳》为题在1932年1月《小说月报》上发表的第一章，因“一•二八”战火，连刊物带誊录稿一起都随商务印书馆总厂焚毁，未得存世。原本打算单独发表的第一章中，到底有多少接受瞿秋白建议后的修改，也就无据可查了。而前四章手稿与1933年《子夜》初版本对比后可以发现，虽有异文，数量却极少，且全都无关宏旨[20]。可见茅盾接受瞿秋白建议后，对前四章的修改其实非常有限。

小说前四章手稿中残留的大量信息显示，茅盾受瞿秋白影响前，更着意呈现实业与金融的冲突，甚至为此打破吴赵两派壁垒，而非将两派矛盾固化为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的斗争。

二、最初构想“都市三部曲”中的实业与金融

既然在未受瞿秋白影响的小说前四章手稿中，茅盾原本意图是呈现实业与金融的冲突，那么茅盾这样的构想最初始于何时，是否从来如此？尽管茅盾在《子夜》初版后记中说“右《子夜》十九章，始作于一九三一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五日脱稿”，但最初的构想与创作准备，早在1930年就开始了。

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常去表叔卢鉴泉的公馆晤谈[21]。“卢公馆的客人中除银行家外，也有南京政府方面的人”，“他们中有开工厂的，有银行家，有公务员，有商人，也有正在交易所中投机的”[22]。1930年秋，茅盾因眼病等原因不能写小说，他的“日常课程就变做了看人家在交易所里发狂地做空头，看人家奔走拉股子，想办什么厂，看人家……”[23]他感受到“流在都市中的资金不但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反而增添了市场的不安定性。流在都市的资金并未投入生产方面，而是投入投机市场”[24]。

《子夜》最初构想的庞大，远非成稿可比，乃是一部都市与农村的“交响曲”。其中仅都市部分，就已设计了“都市三部曲”——《棉纱》《证券》《标金》，较今之《子夜》仍远为庞大；但其中的农村部分并未详细设计。最终，茅盾放弃了都市农村“交响曲”的计划，而写出了都市方面的《子夜》，与乡镇及农村的《林家铺子》《春蚕》等不同层面的小说，后又接续了《秋收》与《残冬》，倒非一开始就有意写“农村三部曲”[25]。

而茅盾署名“蒲剑”的《记事珠A——棉纱》《记事珠B——证券》和《记事珠C——标金》，手迹至今存留[26]。这三篇以“记事珠”命名的文献写于1930年10月，茅盾称之为“初步的提纲”，或许是《子夜》创作意图最早的遗证：

《记事珠A——棉纱》欲写中国纺织业从一战时期获得发展，到农村破产，再到与日本纺织业的激烈竞争中失败。其中设计了罢工女领袖被离间，和其他纱厂竞争者煽动罢工的情节[27]。《棉纱》中纱厂厂主雄心大减，其弟却“看准了中国金融资本之发展的一幕，劝他哥哥去开银行”[28]。显示了实业的困境与金融的进路。

《记事珠B——证券》手迹中，“表现之主要点”为：“官僚、地主、失败后的工业家，都将他们的积累的资本来开银行，办交易所，造成了金融资本的堡垒（财阀）”，“和政府勾结，垫款，承销公债，自己发财”，“吸收了小资产阶级的储蓄，又向外国银行借款来做政府的垫款”，最根本的是“剩余资本不做生产事业而以金融资本的形式来营利”[29]。《证券》设计了两人被交易所金融家愚弄以致丧尽所有，仇人又联合起来开银行的情节。留学归来的工程师变卖家产欲开工厂而招股碰壁，无法从银行获得借款，反被银行总司库劝说“有钱还是做公债买卖较可靠，没有人信任什么工业的”[30]，最终在纽约的股票暴落风潮中破产而成失心疯。在《证券》的构想中，实业与金融对立的情形已经初步显现。

《记事珠C——标金》中的“金融资本只做了军阀的账房，不能调节中国工业”的概括，正是指《证券》中提到的政府借款和对政府公债的投机，占用了大量银行款项，而工业发展则因贷款难获而流动困难。故事欲写“中国金融资本的得利及工商业之倒闭”：一方面“中国金融资本家”“完全是买办阶级化身”；另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家也难以自存”[31]。中国以白银为货币，因金贵银贱，火柴厂进口原料腾贵，将厂抵押给外国银行。金融家却劝厂主得现款做金子生意。其中厂主父亲初到上海就被气晕的情节，在后来小说手稿写作时仍然保留，成为吴老太爷故事的最初来源。后来小说中吴荪甫、周仲伟等实业家最终的押厂企图，早在茅盾构思之初就已设计到。

计划中的“都市三部曲”，尚未出现统一的故事与主人公。尽管纱厂厂主的弟弟就是财阀银行的总司库，也是火柴厂老板的表兄弟，但始终未见吴荪甫那样的形象。更重要的是，“都市三部曲”一部《棉纱》主写工业，一部《证券》主写金融，最后一部《标金》将两方面对写。金融和实业是作者有意设计的一种对立关系，尤其突出了金融资本不能促进实业反增其困难的尖锐冲突。这三个“记事珠”中实业与金融的冲突，显然保留了茅盾最初的创作视角。

而一旦将瞿秋白强调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的阶级视角，还原为实业与金融的经济视角之后，需要探寻的就是茅盾原本究竟打算如何以实业与金融的视角来呈现1930年的中国社会全景。

三、《提要》中的投机交锋与两派同质

茅盾在完成上述“初步的提纲”后，“觉得这种形式不理想”，“搁下了这个计划”。眼病第二次发作后经历了三个月的休息，其间重新考察中国工业尤其是丝织业和火柴工业。之后“重新构思写出了一个《提要》和一个简单的提纲”，眼愈后“又据此提纲写出了约有若干册的详细的分章大纲”，但“这些大纲都丢失了”，“《提要》却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32]。

这份《提要》首先设计了“两大资产阶级的团体”：“吴荪甫为主要人物之工业资本家团体”（包含周仲伟、朱吟秋等）和“赵伯韬为主要人物之银行资本家团体”（包括韩孟翔、杜竹斋等）。在介绍“工业资本家方面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时，又说“吴荪甫后来也要和英国银行家发生关系”；在介绍“银行资本家方面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时，说“赵伯韬的后台老板是美国人。他是银行买办”。似乎体现了记事珠《标金》中所谓“中国金融资本家”“完全是买办阶级化身”，同时“中国的工业家也难以自存”的认识。但《提要》却又提到了“在此两大资产阶级团体之外独立者”——“买办阶级：军火买办，外国银行之买办”[33]。由此可见，至少在茅盾撰写《提要》时，虽然被定位于“银行买办”，但“赵伯韬为主要人物之银行资本家团体”与所谓“买办阶级：军火买办，外国银行之买办”仍是两个不同的团体。《提要》对作品中两种金融家身份的不同表述，已经显现出其创作意图一再变化。至今仍有学者对《子夜》中“赵伯韬的身份角色”存疑[34]。

在《提要》中，茅盾设想的小说题名为《夕阳》，另外还有两个名字“《燎原》or《野火》”。而“总结构之发展”共分五部分：

一、“工业资本家方面之有力者谋组织一银团，一面抵抗银行资本家赵伯韬等之压迫，另一方面则谋吞并工业资本家之实力薄弱者”。

二、工业资本家集团陷于多面苦斗。

三、“政治上的与交易所中之种种阴谋”。

四、“谋倒赵者以交易所为战场；谋倒吴者以工厂为战场，谋利用劳动者。于此造成了劳动者的第三次罢工”。“于此时赵吴皆有同归于尽之势”。

五、“长沙陷落，促成了此两派之团结，共谋抵抗无产革命。然两面都心情阴暗。”两派在庐山牯岭相会，韩孟翔吟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35]

其中第一条工业家组织的银团本身，也是金融支配实业的体现。这条设计直到小说手稿第三章中仍有呈现，吴荪甫密谋杜竹斋套取朱吟秋丝厂的抵押品，正与赵伯韬的手段相同，呈现了吴赵两派的同质化。而“总结构之发展”第五条所设计的两派合作结局，与瞿秋白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无法战胜买办的建议完全不同，在后来的小说创作中已被改写。

而该《提要》与后来《子夜》最大的不同，则在于“交易所中”两集团的较量。《提要》详写了几次交易所斗争，吴赵第一次联手做多头买涨，“但其后赵即单独放空。”第二次交锋，“吴得雷参谋之密电，知陇海线上中央军形势又利，转做多头（陆匡时即为吴之经纪人），狠狠的挤了赵一下。”第三次交锋吴赵各有胜败，“济南失陷的消息，吴先一日得到，则又大放空。赵几为所倒。”与后来的小说相反，《提要》中交易所斗法吴荪甫屡次获胜，最终也并没有大败。吴的姐夫杜竹斋“在工业资本团与银行资本团突尖锐化之时，他守了中立”，没有背叛吴。吴荪甫是在“既以武力解决占据厂内之工人后即赴避暑地”的，没有像后来小说中那样自杀未遂后逃走，《提要》中逃走的是吴荪甫的经纪人陆匡时。吴先后两次令陆匡时作空头，表面上与做多头的赵伯韬公开对抗，实际上吴自己暗中补进，并在“交易所最后胜利之时（其实他并无多大钱赚进，因为亏空亦甚大也）”[36]，与徐曼丽同往牯岭。简言之，《提要》里是吴荪甫而非赵伯韬取得了交易所斗争的最终胜利。

非常明显的是，《提要》中无论是“后来也要和英国银行家发生关系”的工业家吴荪甫，还是“后台老板是美国人”的银行家赵伯韬，都将大笔资金用于金融投机。而工业发展则在“为赵派所鼓起”的罢工中，最终走向“武力解决，暂时停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总结构之发展”中，并不是在公债市场上让吴派落败赵派也落败（事实上多头与空头不太可能同归于尽），而所谓的“同归于尽之势”是让工业家在银行家唆使的罢工中损失，让银行家在同工业家的投机交锋中“大失败”。《提要》中的斗法与合流，始终难见吴、赵之间的本质区别[37]，反而都在对方的领域战胜对手。在金融市场上两大集团都成了各自利益的角逐者，早已不是实业与金融的代表，呈现为同质性的派系对立。《提要》只字未提民族资产阶级企图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来救国，甚至连“民族”二字也从未出现。反倒是“记事珠”《证券》中提到过的“剩余资本不做生产实业而以金融资本的形式来营利”，成了《提要》对吴赵两派共同的描述方式。

四、新大纲及对应小说章节中的瞿秋白影响

如果说实业与金融是茅盾最初的着眼点，经历了表述转换后才演变为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那么小说所写的第三方面即“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与茅盾所构想的金融和实业之间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小说在成书过程中经历了重心转移之后，三者之间原本的关系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按照《提要》和旧大纲写出小说前四章手稿后，经1931年4月瞿秋白的指导，茅盾改变了吴赵斗争的结局，并最终“把原定的计划再次缩小，又重新改写了分章大纲，这一次是只写都市而不再正面写农村了。但已写好的第四章不忍割舍，还是保留了下来，以至成为全书中的游离部分。这个新的分章大纲比前一个分章大纲简单多了，现在还保存着其中的一部分”[38]。与前四章手稿不同，新大纲（现存大纲）及其所对应的后几章手稿中，受到瞿秋白影响较为明显。

除了农民暴动之外，瞿秋白“也谈到后来的工人罢工。写农民暴动的一章没有提到土地革命，写工人罢工，就大纲看，第三次罢工由赵伯韬挑动起来也不合理，把工人阶级的觉悟降低了”[39]。显然，作为革命者的瞿秋白，最关心的并非金融与实业之间的冲突，而更关注阶级层面的问题，尤其是农民暴动的革命性和工人罢工的觉悟问题。在政治家瞿秋白看来如此重要的两个问题，却在茅盾的前四章手稿和全书原大纲中严重缺失，正显示了茅盾此前的创作重心并不完全是阶级问题。

小说前四章写成后，茅盾经瞿秋白建议后所写的“新的分章大纲”，并无第一至六章的部分；茅盾回忆说见瞿秋白时小说“已草成四章”，而现存小说手稿的第五章开头和第四章结尾是写在同一张稿纸上的[40]。因此也就无法确定第五、六章小说写成的准确时间究竟是在两人见面之前还是之后。第五、六章小说内容究竟是否受过瞿秋白影响，也不得而知。

而存世的大纲中，第七至九章十分简略，与后面几章大纲的格式有细微差异，两部分大纲不一定是同一时期完成的[41]，但显然都不是原来那份“约有若干册的详细的分章大纲”。

现存大纲中第十章以后的部分相对详细。尽管茅盾已经接受瞿秋白的建议，更多地使用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等表述，但在一些关于经济活动的书写中，还是能够看到实业与金融的对立。第十二章大纲结尾处，用另一种粗笔字迹，补写了益中公司遭受储户挤兑影响资金流动。这说明益中是混业经营，即工业流动资金与金融投机甚至储户存款共同使用总资产[42]。在内部资金使用上，实业与金融投机及存储之间形成了的对立关系[43]。而大纲第十六章“主要点”则是“荪甫他们办企业的狂热一过而趋于萎靡；他们不想再扩充而只求维持现状；他们把资本移用在公债”[44]。益中公司不愿出资帮忙周仲伟的火柴厂，而要集中资金全力投机公债。实业和金融的对立，并不单一地对应着吴赵两派的对立，也成为吴荪甫等一群人内部的冲突。

而现存大纲的后半部分，更多地体现了瞿秋白建议的影响。从小说一开始，益中公司、公债投机、工厂罢工三条战线就始终并行，罢工问题只占其一。然而现存大纲后几章的序号涂改情况则改变了这种安排。这部份大纲原来是从第十章到十六章就结束。经修改，将原来颇长的第十三章分为了三部分，相当于各为一章（即第十三、十四、十五章）；将原来的第十四章标题序号用粗笔涂改为第十六章；将原来的第十五章改为第十七、十八两章；将原来的第十六章标题序号涂改为第十九章。而对章节划分的如此改动，最明显的效果就是把原本已经详写裕华丝厂罢工的第十三章，更大地扩充成了三个章。在大纲重新划分的这三章结尾空白处，还补列了从罢工领袖、女工到工贼、走狗的22个工厂内不同角色名单[45]。可见罢工运动在大纲修订过程中被逐步突出。

而突出罢工运动在小说内容中所占的比重，无疑会使原名“夕阳”（In Twilight）的小说描绘重心发生偏移，从一部同时写吴荪甫集团三条战线的“现代中国变革传奇”（a Romance of Modern China in Transition），或另一最初英文题名所设想的“中国实业化的故事”（a Novel of Industrialized China）[46]，向一部资本家与工人斗争的阶级问题记录倾斜[47]。

尽管茅盾已经按照瞿秋白的建议改写结局，但瞿秋白在小说成书后仍嫌这个结尾太短，还希望能在再多加些有关罢工的内容。在1933年8月13、14日的《中华日报•小贡献》上，瞿秋白以“施蒂尔”的笔名发表《读〈子夜〉》。在肯定了《子夜》的价值并详述了理由后，瞿秋白提出五点意见，其中最后一条也是整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在《子夜》的收笔，我老是感觉得太突然，我想假使作者从吴荪甫宣布‘停工’上，再写一段工人的罢工和示威，这不但可挽回在意识上的歪曲，同时更可增加《子夜》的影响与力量。”[48]瞿秋白不同意小说中吴荪甫和屠维岳最终战胜罢工的设计，认为应该更突出吴荪甫被工人罢工所打败，而不仅仅是败于金融投机。瞿秋白虽与“托派”/“取消派”对中国社会性质看法不同[49]，但还是希望小说不仅突出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之间的矛盾，也要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一起凸显出来。这种阶级矛盾式的解读，无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与原作者的表述达成契合，都注定成为后来理解《子夜》的最主要路径。

然而，茅盾在后来的一系列回忆中，认为“写得最不顺手的是关于工厂罢工斗争的部分”，并承认“这几章的大纲”“就二易其稿”，“但这些章节仍然是全书中写得最不成功的。”[50]茅盾还说他是按照瞿秋白的要求，改写了《子夜》当中工人罢工的盲动主义。而且瞿秋白还希望他能够描绘农村的暴动与土地革命，但茅盾自称“关于农民暴动，由于我当时连间接的材料都没有，所以没有按秋白的意见修改，而只是保留了游离于全书之外的第四章”[51]。在受瞿秋白影响之余，茅盾对a Romance of China in 1930的理解与关注焦点，仍与瞿秋白存在不止一处的差异。

另一方面，《提要》中吴荪甫在交易所斗法中曾利用军事消息先“狠狠的挤了赵一下”，后又使“赵几为所倒”。到新大纲和对应章节中则恰好相反，吴赵几乎完全易位，吴荪甫每次均被赵伯韬暗算，被困资金越来越多。以致出顶益中公司，挪用了益中储户的存款，并抵押了自己的房子，且欲抵押丝厂却最终未果。甚至小说的结局也不再是《提要》中原来设想的样子。吴荪甫在公债市场的决战中因杜竹斋的趁火打劫而大败，自杀未遂最终逃跑。作为吴荪甫姐夫的银行家杜竹斋突然倒戈，把《提要》里实业与金融在冲突中“双输”的局面，改成了民族资产阶级斗不过买办。结局的修改，显然是瞿秋白对《子夜》最大的影响。

就在茅盾“反复推敲那大纲的时候”，“决定把题目由《夕阳》改为《子夜》”[52]。而正是这样的表述转换与重心偏移，使得《提要》和小说手稿中原本“只是近黄昏”的“夕阳无限好”，变成了最黑暗的“子夜”，以此来暗示对中国社会的整体判断。

结语

《子夜》成书过程的具体文献谱系虽因部分文献的缺失而不完整，却至少可知基本的时间排序——从最初的《棉纱》《证券》《标金》构想，到《提要》及其“若干册的详细的分章大纲”（已佚），到现存前四章手稿以及在报刊单独发表的第二章和第四章，再到受瞿秋白影响后重写的新大纲，最后到现存手稿的后半部。在《子夜》正式出版之前的这些文献所构成的谱系，正为探寻小说创作过程中的表述转换与重心转移，提供了最基本的原始证据。

事实上，《子夜》的解读史几乎是从瞿秋白最初阅读前四章时已经开始了。一种阶级式的社会分析话语体系，不仅影响着评论者与读者，更影响着作者的写作重心与表述方式，甚至自我体认。而由《棉纱》《证券》《标金》三个“记事珠”的最初设想来看，不应过分夸大瞿秋白在小说情节改动中起到的作用。罢工者被离间、工业资本家的失败，以及金融资本家的外国买办身份，在茅盾的最初设想中已经存在。但这些成分在成稿中最终呈现为多大比重，构成了怎样的阶级式话语逻辑，则不能忽略瞿秋白的影响。瞿秋白在《子夜》成书之后的解读[53]，也同当时的众多评论者一同构成了特定时代对《子夜》的特定理解[54]。

此后对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冲突经久不衰的关注，同样把握了《子夜》主要讨论的某一层面问题；只是曾经与此问题并存、却更为复杂的金融与实业之间的矛盾，则因后来政治形势与国家经济制度变化的多重原因，成为后人较长时间内无法理解的另一层面表述[55]。茅盾创作《子夜》过程中绝不是没有阶级关系的考虑，但这也只是一种表述方式，不应由此而遮蔽另一种关于实业与金融关系的表述。尤其需注意的是，不管是吴荪甫，还是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都不是实业的直接代表者，而与赵伯韬或所谓的买办资产阶级一样，其所作所为也是实业受金融掣肘的另一种体现。实业与金融是微妙的经济关系，而不一定与具体的个人、群体或阶级完全对应；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则是具体的阶级关系，主要用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

而在《子夜》以特定模式被理解多年之后，当阶级式的表述在新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不再成为衡量文学价值的有效维度时，《子夜》难以为新的“审美”维度所接纳[56]，又无法简单地划入新时期再度开启的“启蒙”讨论中去，《子夜》讨论的社会性质与经济问题似乎成为了陈旧甚至不值得继续多言的老话题[57]。但随着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的转型，尤其是金融是否“空转”而无法服务于实业等旧问题的重新出现，以及新世纪几乎纯粹依赖风险投资来运行的新兴服务业等新问题的出现，七八十年前曾经为茅盾所关注的实业与金融之间的冲突，再次唤醒一种重要的当下视角[58]。

实业与金融其实当年早已被评论者看到。然而《子夜》解读的焦点一再随着时代而改变，对作者意图的解读重重叠叠，关注细节与文献谱系的实证考察却仅见一二。面对已经改写并永远无法完全还原的作者意图，与不断重述却始终无法抹去的社会历史，初版本之前从“记事珠”、《提要》到大纲与手稿，大量文本碎片中残留的实业与金融的视角，或许能够在某一层面上发现《子夜》不同创作阶段中曾有过的一种想象维度，甚至为理解不同层面的作者打开另一扇窗。

一、小说前四章手稿中遗留的“前瞿”表述

二、最初构想“都市三部曲”中的实业与金融

三、《提要》中的投机交锋与两派同质

在《提要》中，茅盾设想的小说题名为《夕阳》，另外还有两个名字“《燎原》or《野火》”。而“总结构之发展”共分五部分：

一、“工业资本家方面之有力者谋组织一银团，一面抵抗银行资本家赵伯韬等之压迫，另一方面则谋吞并工业资本家之实力薄弱者”。

二、工业资本家集团陷于多面苦斗。

三、“政治上的与交易所中之种种阴谋”。

四、“谋倒赵者以交易所为战场；谋倒吴者以工厂为战场，谋利用劳动者。于此造成了劳动者的第三次罢工”。“于此时赵吴皆有同归于尽之势”。

四、新大纲及对应小说章节中的瞿秋白影响

结语

注释：

[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史视角下茅盾小说创作的精神历程研究（1927-1936）”，项目编号：17XZW004。

[2]茅盾：《自序》，《茅盾选集》，开明书店1952年版，第9页。

[3]茅盾：《再来补充几句》，载《子夜》，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573-576页。

[4] 傅修海：《文学经典的颜色革命——〈子夜〉接受史中的瞿秋白》，《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5] 王彬彬：《两个瞿秋白与一部〈子夜〉——从一个角度看文学与政治的歧途》，《南方文坛》2009年第1期。

[6] 金宏宇：《〈子夜〉版本变迁与版本本性》，《中州学刊》2003年第1期。

[7] 肖进：《〈子夜〉的删节本和翻印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4期。

[8] 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回忆录[十三]》，《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9] 茅盾《子夜》，开明书店1933年1月初版，出版时间与茅盾回忆不符。茅盾回忆认为“《子夜》出版在三三年二月——这是实际出版的时间，开明版《子夜》的版权页上印的初版时间是三三年四月。”（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回忆录[十三]》）。朱金顺考证茅盾回忆有误，关于《子夜》平装初版本和精装初版本的具体出版时间问题，参见朱金顺《〈子夜〉版本探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3期）。

[10] [瑞士]冯铁著，李萍译：《由“福特”到“雪铁笼”——关于茅盾小说〈子夜〉（1933年）谱系之思考》，载[瑞士]冯铁著《在拿波里的胡同里》，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56-479页。

[11] 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回忆录[十三]》。

[12] 茅盾：《子夜（手迹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页，第55页，第36页，第63页。

[13] “金融作为储蓄与投资的媒介，其基本任务应该是把社会储蓄经过间接及直接融资方式转化为有效率的投资，并提升投资的产出效率，这是金融服务好实体经济的核心涵义。”“所谓‘金融空转’，应该指金融行业没有把其中介角色扮演好，也就是没有能够把社会的储蓄资金（可贷资金）转化为投资后形成有效率的产出。”见华而诚、妥佳媛：《“金融空转”了吗》（《金融发展评论》2013年第7期）。

[14] 茅盾：《子夜（手迹本）》，第36页。

[15] 茅盾：《子夜（手迹本）》，第72页，第69页。

[16] 茅盾对“套利”有过专门解释，举例“银行家以五六厘的年息吸收了存款去转购二分多利息的公债”，认为“普通的商业银行就这样的把买卖公债作为重要的业务。这说起来，还是稳健的营业，不算投机。”可见茅盾所说的“套利”与“投机”应作为两种不同行为来看待。见玄《质疑与解答：公债买卖》（《中学生》1933年第36期）。

[17] 茅盾：《火山上》，《文学月报》1932年第1卷第1号；茅盾：《骚动》，《文学月报》1932年第1卷第2号。

[18] 例如手稿第四章里机关枪枪声的拟声词，用“达达达达”，而《骚动》和初版本第四章一致，都用“卜卜卜卜”。见茅盾《子夜（手迹本）》，第98页；茅盾《骚动》（《文学月报》1932年第1卷第2号，第94页）；茅盾《子夜》（开明书店1933年1月初版，第120页）。

[19] 例如手稿第二章和《火山上》的结尾，最后一段最后一句都为“他又浑身充满了大规模地进行企业的野心和活力了！”而初版本第二章最后一段最后一句为“他又浑身充满了大规模地进行企业的活力和野心了！”语序有所调整。不过，手稿和初版本第二章开头第一段第一句话都是“清晨五时许，疏疏落落下了几点雨。”而《火山上》开头第一段第一句话却是“清晨五时许，萧萧疏疏地下了几点雨。”这或许表明，茅盾在发表《火山上》时对第二章的修改，最终在初版本中并未保留。见茅盾《子夜（手迹本）》，第26-56页；茅盾《火山上》（《文学月报》1932年第1卷第1号，第19-42页）；茅盾《子夜》（开明书店1933年1月初版，第29-69页）。

[20] 除了上述几处和“雪铁笼”改为“福特”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修改。例如手稿第三章结尾处，倒数第四段最后两句是“雷参谋俯下头去。一个长时间的接吻。”而初版本这段最后一句是“雷参谋俯下头去，两个嘴唇接在一处。”手稿第三章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是“说不明白的一种味儿将这位可怜的少妇的芳心压碎了！”而初版本这段最后一句是“说不明白的一种味儿将这位少妇的芳心狠狠地在揉，揉！”见茅盾《子夜（手迹本）》，第78页；茅盾《子夜》（开明书店1933年1月初版，第94-95页）。

[21] 卢鉴泉名学溥，卢父的续弦为茅盾父亲的姑母，故卢鉴泉与茅盾的父亲只是名义上的表兄弟。卢鉴泉会试落地后回乡为绅，曾任乌青镇国民初等男学校长，对学生茅盾十分赏识。北洋政府时期卢鉴泉曾任财政部公债司司长，并发表演说鼓励民众购买北洋政府的公债，1916年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欲以京华印书局承印政府公债债票，故巴结卢鉴泉，茅盾借此得以去商务印书馆工作。到国民革命后卢鉴泉又被南京国民政府派任交通银行任董事长，及南京中国银行监察。卢鉴泉当时虽在上海作寓公，却仍在担任浙江实业银行常务理事等职。甚至在1930年蒋冯阎桂中原大战之时观望局势，并不马上接受南京政府有意委任的上海造币厂厂长一职。参见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71、112、114页）。

[22] 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回忆录[十三]》。

[23] 茅盾：《我的回顾》，《茅盾自选集》，天马书店1933年版，第6页。《我的回顾》写于1932年12月，据此，高利克对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茅盾回乡的时间及其对《子夜》中乡村部分描写的影响，做出了推断；而茅盾1960年对高利克该文的批注并不否认这一点，见高利克著、茅盾批注《茅盾传略》（《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4期）。

[24] 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茅盾先生在副刊座谈会上的讲演》，《新疆日报·绿洲》，1939年6月1日（星期四），第4版。

[25] 茅盾：《〈春蚕〉、〈林家铺子〉及农村题材的作品——回忆录[十四]》，《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1期。

[26] 这三个记事珠辑录发表于茅盾：《茅盾作品经典》第1卷，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版，第499-513页，但辑录有部分文字认读错误。三个记事珠首页的照片可参见孙中田《图本茅盾传》（长春出版社2011年版，第128页），照片中三张首页之后均不可见下页具体内容的照片。1980年茅盾据此撰写了《〈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回忆录[十三]》当中的相关部分。关于这三个记事珠手迹的保存，参见学思：《茅盾〈子夜〉手稿》（《档案工作》1987年第3期）。

[27] 为写棉纱纺织业，茅盾还专门研读了井村薰雄所著、周培兰翻译的《中国之纺织业及其出品》。有趣的是，正是在这本研究中国棉纺织业及日商在华纺织业的经济学著作中，日本学者井村薰雄认为日商在华纺织厂“今日强烈罢工运动之背后，除共产主义者之煽动外，又有华商纱厂之策画”。井村薰雄书中对罢工因素的这种认识，影响到了后来小说提要中对罢工运动受其他资本家煽动的设计，又才会有后来瞿秋白的不同意见。[日] 井村薰雄著，周培兰译：《中国之纺织业及其出品》，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318页。

[28] 茅盾：《〈子夜〉最初构想——记事珠》，《茅盾作品经典》第1卷，第504页。

[29] 见三个记事珠首页的照片，载孙中田《图本茅盾传》（第128页）。

[30] 茅盾：《〈子夜〉最初构想——记事珠》，《茅盾作品经典》第1卷，第507页。

[31] 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回忆录[十三]》。

[32] 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回忆录[十三]》。

[33] 茅盾：《提要》，载茅盾《子夜（手迹本）》，第445、446、447、446页。

[34] 梁竞男、张堂会：《〈子夜〉中吴荪甫、赵伯韬矛盾斗争存疑》，《名作欣赏》2011年第11期。

[35] 茅盾：《提要》，载茅盾《子夜（手迹本）》，第448-452页。

[36]《提要》介绍两派的政治背景时说“工业资本家倾向改组派（即汪精卫派）”，而“银行资本家中，赵伯韬是蒋派”。在茅盾该《提要》手迹上，原文“工业资本家倾向改组派”之后，并无“即汪精卫派”几个字，这五个字是在《提要》原文旁茅盾用另一支粗笔标注的，标注显然与《提要》的原文撰写不是同一次完成。粗笔修订与《提要》手迹上的细笔删改也不是同一时间完成的。这种明显粗笔的字迹在《提要》手迹上极少出现，另两次是工贼“属于黄色工会中之改组派者”的“改”字，和“研究系之银行家”的“系之”两字，三次粗笔修订都出现在对人物身份的阐释中。类似这种粗笔的修订字迹，在现存的大纲中也曾多次出现。说明粗笔修改可能产生于现存大纲写作修订时。以上几处粗笔修改，见茅盾《子夜（手迹本）》，第448-449、445、464、467、471、476、479、483页。本文所引茅盾该《提要》，均出于《子夜（手迹本）》，而《〈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一文中茅盾所抄录的《提要》，有极个别字句异文，有可能是1980年茅盾抄录时笔误所致。关于吴荪甫政治立场与投机倾向的关系，参见妥佳宁《〈子夜〉对国民革命的“留别”》（《文学评论》2019年第5期）。

[37] 段从学：《〈子夜〉的叙事伦理与吴荪甫的“悲剧”》，《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38] 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回忆录[十三]》。这份新大纲，与现存《子夜》写作手稿一同于1996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前身是开明书店）影印出版。此后，同一份《子夜》写作手稿又两度影印出版。各影印本虽保留了茅盾字迹的影像真实，却都因重新分页等问题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稿纸张的版式。见茅盾手迹、韦韬主编《茅盾手迹——子夜篇》（华宝斋书社2001年版）；茅盾著、桐乡市档案局（馆）编《茅盾珍档手迹·子夜》（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9] 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回忆录[十三]》。

[40] 茅盾：《子夜（手迹本）》，第102页。

[41] 现存《子夜》分章大纲1984年在《茅盾研究》辑刊发表，但核对手迹影印可发现《茅盾研究》的这次抄录有个别字句抄写错误。且编者误认为这是“在《提要》基础上写下的分章大纲”。同时，编者指出第七至九章的大纲与第十章以后的大纲，“是两次完成的，这两次的前后，现在尚不能断定。”编者将第七至九章的大纲排在版面的最后，并用分割线与其它章大纲区别开。这一辑《茅盾研究》还在卷首图片中，影印了第七章大纲的部分内容。见《茅盾研究》第一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22-38页）。现存《子夜》分章大纲也见《茅盾作品经典》第1卷第523-547页，辑录存在部分错误。

[42] 茅盾：《大纲》，载茅盾《子夜（手迹本）》，第467页。混业经营，即银行可以将储户存款用于投机，收益大风险也较大；与混业经营对立的另一种情况是分业经营，即金融机构进行投机时不允许使用储户存款，存贷款业务与金融投机业务各自独立。

[43] 益中公司的混业经营还让实业与金融投机以及存储共用总资产，在该大纲对应的小说手稿第十二章里，益中接洽好的十万存款临时变卦不再存入，借孙吉人之口写办厂与投机的矛盾：“公司组织的时候实收资本八十万，后来顶进这益中，收买那八个厂，现在杜竹翁又拆股退出，就只存现款四十多万，陆续都作了公债。”6月份益中由空头转作多头，“这一次拿公司里的资本全部做了公债”，以致要扩充那八个小厂所需的三十万也被挪用。见茅盾《子夜（手迹本）》，第272、275页。

[44] 茅盾：《大纲》，载茅盾《子夜（手迹本）》，第479页。

[45] 茅盾：《大纲》，载茅盾《子夜（手迹本）》，第477-478页。

[46] 小说手稿第一章前面最初的英文题名In Twilight之后有两个副标题：a Romance of Modern China in Transition，或a Novel of Industrialized China，见茅盾《子夜（手迹本）》第1页。而小说改名《子夜》并正式出版后，扉页上的英文标题则是The Twilight: a Romance of China in 1930，见茅盾《子夜》（开明书店1933年1月，扉页）。

[47] 妥佳宁：《作为〈子夜〉“左翼”创作视野的黄色工会》，《文学评论》2015年第3期。

[48] 瞿秋白：《读〈子夜〉》，引自瞿秋白著、朱正编《论〈子夜〉及其它》，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123-124页。

[49] 妥佳宁：《从汪蒋之争到“回答托派”：茅盾对〈子夜〉主题的改写》，《中山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50] 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回忆录[十三]》。

[51] 茅盾：《回忆秋白烈士》，《茅盾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45页。

[52] 茅盾：《〈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回忆录[十三]》。

[53] 除上述《读〈子夜〉》之外，1933年4月2日、3日瞿秋白与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一同以乐雯笔名发表《〈子夜〉和国货年》，对瞿秋白和鲁迅合写该文的考证，参见丁景唐、王保林《谈瞿秋白和鲁迅合作的杂文——〈《子夜》和国货年〉》（《学术月刊》1984年第4期）。

[54] 芸夫：《〈子夜〉中所表现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的性质》（《中学生》1934年1月第41号）。这一期的《中学生》杂志特别开辟了“中国现势特辑”，专门刊登《中国都市金融的现状》《中国农业的现势》《中国民族工业的前途》等文章。此文作者“芸夫”实为孙犁（见孙犁《装书小记——关于〈子夜〉的回忆》，《光明日报》1978年6月25日）。另外，日本学者桑岛由美子曾将芸夫从《子夜》中总结出的七个相关问题，与茅盾的弟弟沈泽民从苏联学习归国后1931年在瞿秋白办的中共秘密刊物《布尔塞维克》上发表的《第三时期的中国经济》中的七个标题逐一对照，以此分析茅盾如何用《子夜》形象化地回应了当时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的相关问题。见[日]桑岛由美子著，袁暌译：《茅盾的政治与文学的侧面观——〈子夜〉的国际环境背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3期）。

[55] 甚至对对《子夜》中的金融投机研究也较少，较深入的有郑富成《漫谈〈子夜〉中公债市场的斗争》（《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郑富成未能见到上述《提要》，是针对《子夜》小说文本中的投机交锋而谈，与《提要》设想有所不同。

[56] 妥佳宁：《“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何以妨害审美——关于〈子夜〉评价史》，《当代文坛》2018年第4期。

[57] 关于1949年以前的《子夜》评论，和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作为无产阶级文学范本的“定向与放大”，及新时期《子夜》的接受史，参见陈思广《未完成的展示——1933-1948年的〈子夜〉接受研究》（《江汉论坛》2008年第5期）与《放大与悬置——〈子夜〉接受研究60年（1951-2011）述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58] 曹万生在1996年茅盾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从悲剧与丑，看茅盾的产业意识》已经意识到，甚或进一步预言到“中国当代的社会经济改革已经提出和解决的问题正在越来越多地与茅盾当年思考的问题、采用的题材、塑造的人物有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已经导致了对《子夜》主题的重新审视。”见曹万生《茅盾在当下中国的意义》（《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1][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史视角下茅盾小说创作的精神历程研究（1927-1936）”，项目编号：17XZW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