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曾载一桩旧案：

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于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锺书回所工作。

郑振铎先生是文研所的正所长，兼古典文学组组长。郑先生知道外文组已经人满，锺书挤不进了。他对我说：“默存回来，借调我们古典组，选注宋诗。”

锺书很委屈。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不是科班出身。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外国文学，教的是外国文学。他由清华大学调入文研所，也属外文组。放弃外国文学研究而选注宋诗，他并不愿意。不过他了解郑先生的用意，也赞许他的明智。锺书肯委屈，能忍耐，他就借调在古典文学组里，从此没能回外文组。

青年时期的钱锺书与杨绛

阶段性地完成“毛选”翻译后，钱先生回到社科院，却发现原先供职的外文所“回不去了”，只好在郑振铎先生的安排下，“借调”到文学所从事古典文学选本工作。这段轶事旧案，如今仍在中国社科院广为流传，外文所前辈笑称这是文学所对钱锺书先生的“久借不还”，而文学所的职工却格外感念这段经历之荣幸，因为钱先生不仅在学问上垂范后学，本人也为文学所做了许多工作。

与《唐诗选》先后经由王伯祥、余冠英、陈友琴、王佩璋、乔象锺、王水照等多人接力合选合注不同，《宋诗选注》的编选全为钱锺书先生一人之功，杨绛先生回忆道：

“选宋诗，没有现成的《全宋诗》供选择。锺书是读遍宋诗，独自一人选的。他没有一个助手……那么大量的宋诗，他全部读遍，连可选的几位小诗人也选出来了。他这两年里工作量之大，不知有几人曾理会到。”（《我们仨》）

1958年9月初版钱锺书《宋诗选注》封面及扉页标注：“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校|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第五种”

1979年版《宋诗选注》，更换了书名题签

不过，即便一家一家翻诗集，一首一首选作品，钱先生的选载速度仍可谓惊人，1956年着手撰写，1957年已然成稿，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刊印出书，书的封面上有三行文字标注：“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校|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第五种”。书名用书法题签，题签者据说是沈尹默先生。《宋诗选注》以独特的风格和深邃的见解，饱受好评，至1992年便有七次重印，且书后附有重印附记。值得一提的是，时任责编弥松颐先生回忆，1978年后《宋诗选注》的书名题签发生变化，当时曾请钱先生本人题写书名，后来又换用了杨绛先生的书法——他们晚年喜爱互相题签。这一点在《我们仨》中也有佐证：

《管锥编》因有乔木同志的支持，出版社立即用繁体字排印。锺书高兴说：“《管锥编》和《堂吉诃德》是我们最后的书了。你给我写三个字的题签，我给你写四个字的题签，咱们交换。”

我说：“你太吃亏了，我的字见得人吗？”

他说：“留个纪念，好玩儿。随你怎么写，反正可以不挂上你的名字。”我们就订立了一个不平等条约。

中年时期的钱锺书与杨绛

据资料显示，钱杨二位先生的互相题签不限于上述两本著作，杨先生题签的还有《围城》《谈艺录》等，钱先生的题签还有《洗澡》《干校六记》等。

说归正传。《宋诗选注》于1958年9月顺利出版，很快就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和读者的好评，成为选本中的经典。虽然在1958年底的“拔白旗”运动中，钱先生文研所的同事胡念贻、曹道衡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周汝昌、黄肃秋等，都集中写文章对该书的“资产阶级观点”做过批评，但日本京都大学的小川环树1959年在《中国文学报》上发表了《钱锺书的〈宋诗选注〉》一文，对其做了高度肯定，其后，夏承焘又发表了《如何评价〈宋诗选注〉》，再次说了公道话。

《唐诗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1978年4月出版

相比之下，《唐诗选》虽然也是由社科院文学所编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但成书过程要曲折得多。经过多次选注、删改、审订，又度过艰难的特殊历史时期，《唐诗选》的出版比《宋诗选注》晚了整二十年。钱先生亦曾参与《唐诗选》编纂，但这段经历却不很开心。编选《唐诗选》时，钱先生在选定篇目、作品讨论、考辨评点等过程均付出心血，尤其在晚唐中小家部分更是花了不少功夫，下了很大气力。但由于后期选本标准政治挂帅，编选组遂对原稿大删大改，钱先生做的稿子被删改得所剩不多。同时，在修改过程中还加入了后来被证明是伪作的回鹘诗人坎曼尔的诗——因为郭沫若曾对其高度评价。直至最终付梓前，钱先生仍坚决表示此选本不署自己的名，他对《唐诗选》的编订持保留意见。

关于钱先生在选唐诗过程中遭遇的不快，杨绛先生非常理解。为了帮他排解郁闷，她鼓励钱先生独立选一部唐诗，“专门选给她看”。钱先生接受提议，遂以《全唐诗》为底本，每天选几首，并由杨先生誊写抄录作为日课。这项选诗和抄诗的工作，自1983年陆续开始，1985年成为“日课”，至1991年止，历时八年，初题写集名为《全唐诗录》。由于不抱商业目的，也不受组织干预，所以这是一部非常“随性”的选本。对比来看，《唐诗选》是为“唐代诗人的诗歌选”，而《钱锺书选唐诗》则是“有唐一代诗歌的选集”；《唐诗选》是板着面孔的严肃文学的展览，《钱锺书选唐诗》则力图展示活泼泼的唐诗的方方面面。《唐诗选》共选了130余位诗人的630多首作品，《全唐诗录》则选了308位诗人的1997首作品，单从体量上就可以看出，它的覆盖面是很大的。这多少可以弥补钱先生在《宋诗选注》的序言里所感叹的那种遗憾：“我们在选择的过程里……尤其对于大作家，我们准有不够公道的地方。在一切诗选里，老是小家占便宜，那些总共不过保存了几首的小家更占尽了便宜。”以唐代的大诗人为例，《唐诗选》里杜甫选了71首，白居易选了30首，《全唐诗录》中杜甫却选了174首，白居易选了184首。相反，李白在《唐诗选》选了64首，《全唐诗录》却只选了23首。显然，钱先生完全没有顾及李白在唐代诗坛的所谓地位和影响力，他关注的只是作品本身。

钱锺书选杨绛抄《全唐诗录》稿本九册书影

杨绛先生手书字条（字条下方书“此八册抄本，赠吴学昭留念”。原稿实为九册。）

如此具有个性和独到气质的私人选本，原本未曾公布于世，正如它的成书过程，钱锺书选，杨绛抄录，“父选母抄，圆圆留念”，假设的闲阅对象是女儿钱媛。不幸地是，钱媛早逝于父母之前，这份雅趣佳话未堪圆满。2009年，杨绛先生将这份尘封已久的《全唐诗录》赠与友人吴学昭留念，后吴学昭征得杨绛先生同意后，抱着学术为公的态度，决定将其公开出版。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即以《钱锺书选唐诗》为名出版了这份私淑唐诗选本。

学者葛晓音在阅读《钱锺书选唐诗》时，注意到了钱先生诗学观念下的选本策略。从数量对比来看，《钱锺书选唐诗》的大体比例是略初盛而详中晚。对于初盛唐大多数诗人的好诗，钱先生的看法和常见的选本差别不是太大。从杜甫开始，中晚唐诗人普遍选诗比较多，其中有一些出人意料之处，比如说选元稹45首、王建44首、孟郊37首、姚合33首，韦应物、施肩吾、张祜、温庭筠、陆龟蒙都是31首，贾岛29首，韩愈、许浑24首，以上诗人诗作选都超过李白的23首。而且，即便元稹、王建虽然选得不少，但是古今公认的名作，比如说《闻乐天授江州司马》《水夫谣》《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都没有选。葛晓音认为，这或许是因为选诗给杨绛与钱媛看，于是略去特别相熟的诗歌，但没有具体实证，无法推测。此外，钱先生在选唐诗时还特别关注中小作家，很多选本不选的诗人都选了，而且有的不知名的诗人选得还不少：《唐诗选》选曹松诗仅1首，《全唐诗录》中则选了9首；刘驾在《唐诗选》里选1首，《全唐诗录》中选17首；曹邺在《唐诗选》中选1首，《全唐诗录》中共选了16首；裴说尚未入选《唐诗选》，《全唐诗录》中则大方地选取了他的10首诗和2联残句。

《全唐诗录》稿本第一册首页。钱先生选诗中也不乏有帝王诗作，包括唐玄宗、唐宣宗、武则天等人作品，但其选诗也重在表现作者真诚的情绪，如图中这首《经邹鲁祭孔子而叹之》，表达了唐玄宗李隆基对夫子的同情与叹惋之情。

在《宋诗选注》中，钱先生认为，“凭借了唐诗，宋代作者在诗歌的‘小结裹’方面有了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譬如某一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彻；某一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工稳。然而在‘大判断’或者艺术的整个方向上，没有什么特著的转变，风格和意境虽不寄生在杜甫、韩愈、白居易或贾岛、姚合等人的身上，总多多少少落在他们的势力圈里”。基于此，《钱锺书选唐诗》中对唐诗中影响宋诗艺术方向的诗歌格外留心。在钱先生看来，读诗精要大端不外乎“情韵”与“思理”两个方面，他曾说“予尝妄言：诗之情韵气脉须厚实，如刀之有背也，而思理语意必须锐易，如刀之有锋也。锋不利，则不能入物；背不厚，则其入物也不深。”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唐宋诗之争中，宗唐派推崇唐诗时，往往推崇盛唐而贬抑中晚，甚至杜诗，但在钱先生看来，唐、宋诗之别无关时代与高下，只是“情韵”与“思理”的分别：“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正如钱先生在《谈艺录》中的论述，“人之嗜好，各有所偏。好咏歌者，则论诗当如乐；好雕绘者，则论诗当如画；好理趣者，则论诗当见道；好性灵者，则论诗当言志；好于象外得悬解者，则谓诗当如羚羊挂角，香象渡河。而及夫自运谋篇，倘成佳构，无不格调、词藻、情意、风神，兼具各备；虽轻重多寡，配比之分量不同，而缺一不可焉。”

晚年时期的钱锺书与杨绛

钱锺书选唐诗（上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1月出版

《钱锺书选唐诗》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周绚隆策划推出，在全书后记中，周绚隆认为，“除了具备情韵和思理的诗歌之外，《钱锺书选唐诗》对在诗歌中抒写了前人所没表达过的经验，刻画体物生动传神，或在诗歌史上承上启下、开风气之先的作品，都给予了关注。”钱先生选取章怀太子的《黄台瓜辞》、顾况的《梁广画花歌》《宜城放琴客歌》《李供奉弹箜篌歌》、卢仝的《寄男抱孙》等大量作品，就是在注重诗歌中呈现出的新意，如杜甫的《醉为马坠，诸公携酒相看》：

甫也诸侯老宾客，罢酒酣歌拓金戟。骑马忽忆少年时，散蹄迸落瞿塘石。

白帝城门水云外，低身直下八千尺。粉堞电转紫游缰，东得平冈出天壁。

江村野堂争入眼，垂鞭亸鞚凌紫陌，向来皓首惊万人，自倚红颜能骑射。

安知决臆追风足，朱汗骖驔犹喷玉。不虞一蹶终损伤，人生快意多所辱。

职当忧戚伏衾枕，况乃迟暮加烦促。明知来问腆我颜，杖藜强起依僮仆。

语尽还成开口笑，提携别扫清溪曲。酒肉如山又一时，初筵哀丝动豪竹。

共指西日不相贷，喧呼且覆杯中渌。何必走马来为问，君不见嵇康养生遭杀戮。

这是一首少被选家捕捉的杜诗，诗人在作品中回忆自己少年时的骑马英俊之姿，忽“低身直下”，忽“垂鞭亸鞚”，回忆酣快之际，又“不虞一蹶终损伤，人生快意多所辱”，突然就乐极生悲，坠下马去。而后朋友得讯前来慰问时，杜甫又“语尽还成开口笑”，面对筵席，尽杯中酒，忘却了暮年的力所不逮，反引嵇康为例，称其尽管做《养生论》却死于非命，自己更当及时行乐，享受欢快。这和常见的杜诗风味不尽相同，但显露出一种难得的幽趣自讽之情，再联想到杜甫此时的马失前蹄，与钱先生选诗时的人生遭际，此诗更凭添几分况味。

又如李贤《黄台瓜辞》：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

三摘尚自可，摘绝抱蔓归。

《全唐诗》在章怀太子李贤的这首短诗下题注“初，武后杀太子弘，立贤为太子。后贤疑隙渐开，不能保全。无由敢言，乃作是辞。命乐工歌之，冀后闻而感悟”，可见这是李贤废黜前的幽恨之作。相比于豆萁同根生（曹植《七步诗》）的兄弟相残，“摘绝抱蔓”的母子恩断更令人寒心。而“一摘”“二摘”“三摘”的反复喃喏，又像极了一个对母亲充满了惊惧的儿子的暗夜低语。

稿本内页。钱杨二位先生有常年习字的习惯，图中勾圈处为杨绛先生认为自己写得好的字。据人文社负责人介绍，杨绛先生《钱锺书选唐诗》的手稿版将在202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供读者更真切地欣赏钱杨二位先生怎样抄、怎样读。

以别出心裁的诗选来回溯钱先生的治学路径和诗学主张，学者刘宁将其总结为“超越一切定见”，这反驳了很多人认为钱先生治学未成体系的观点。在刘宁看来，钱先生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观念交错的杂语环境，明清、晚清、时人对唐诗的解读差别都很大，钱先生则拒绝因循任何一种模式套路，欲图超越一切定见，与字里行间暗显自己的学术主张。二战期间，在炮火连天的战争风云中，钱先生独自创作《谈艺录》，在《谈艺录》的最后一篇《论难一概》中，钱先生谈论道：

学者每东面而望，不睹西墙，南向而视，不见北方，反三举一，执偏概全。将“时代精神”“地域影响”语，念念有词，如同禁呪。夫《淮南子•泛论训》所谓一哈之水，固可以揣知海味；然李文饶品水，则扬子一江，而上下有别矣。知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于孔子一贯之理、庄生大小同异之旨，悉心体会，明其矛盾，而复通以骑驿，庶可语于文史通义乎。

一人之作诗文迥异，同时异世歧见丛生，审美的多异性和政治干扰的无常频频发生，钱先生意识到，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一个又一个的知识体系、一个又一个的思想结构，都有其历史局限性，一切现成的学术定论与理论框架都不可完全依赖，只能在中西诗学的交汇点上探索洞微烛隐的“文心”所在，也只有一颗渊雅浩博的“文心”才能构成与古往今来的生活沟通连接的核心。

[参考综合周绚隆《钱锺书选唐诗》（《读书》2020年11月），《钱锺书、杨绛两先生与人文社古典部的友谊》（“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微信公众号2020年11月21日）、2020年11月21日“纪念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钱锺书选唐诗》新书分享会”活动速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