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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勉斋随笔》 世界书局1947年初版

上海书店出版社《近现代史料笔记丛刊》

上海书店出版社《近现代史料笔记丛刊》自出版以来便受到读书界的欢迎，其中尤以牵涉近现代文苑掌故和政坛纪闻的部分最为读者所乐道。其实这套丛书包罗万象，史料价值本不限于学界与政界。近日因沪上大疫，闲居家中，遂暇时披览，读到陈邦贤《自勉斋随笔》，颇有感触，写下一些感想，谨向读者推荐。

陈邦贤（1889-1976），江苏丹徒（今属镇江）人，先后师从名医李冠仙、著名医学家兼佛学家丁福保，毕生从事医学史研究、医学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撰有《中国医学史》等。《自勉斋随笔》（下文简称“《随笔》”）虽属业余创作的文史笔记，但其中涉及疾病与医学的条目，仍能使人窥见其医者仁心。

自2019年底鼠疫扰动、2020年初新冠病毒爆发以来，以主持防治1910年东北鼠疫闻名的伍连德重回出版界和读者的视野，人们每每称颂伍连德，但对于疫疾与防疫的历史每每不甚了然。其实看陈邦贤《中国医学史》，可知清代鼠疫次数颇多，为祸甚烈，而1910年除东北外，上海也曾爆发鼠疫。《随笔》中也有“鼠疫的文献”一条，讲到清代乾隆年间云南多地鼠疫流行，有一位师道南曾作《鼠死行》一首，对鼠疫的惨状描摹颇为详细，诗将作成，师道南即因感染鼠疫而死。这首诗及其反映的鼠疫历史，也被陈邦贤写进《中国医学史》中。

陈邦贤

除了考索文献、研究医史以外，陈邦贤对实际防疫工作也很关注，而且站位极高，每每将防疫作为国计民生之重点。陈邦贤喜谈国防，《随笔》中讨论国防的条目不少，其中“沙眼军的袭击”一条最有特点，陈邦贤由南京市卫生局检查中小学学生体格，发现半数以上罹患沙眼的事实说开去，谈到法国拿破仑一世之所以终止远征埃及，原因正在军队近半数在征途中感染沙眼，战斗力低下，军队铩羽遣散以后，沙眼遂蔓延西欧。陈邦贤由沙眼谈到国防：“沙眼这样的厉害，我们现在国防当前，要建立新军，当以扑灭沙眼为第一要义。”如此陈义，其旨自然不止是为国防战力考量，更有希望引起全社会广泛重视，关照学生、工人等沙眼患者的微意在。

关心国防以外，陈邦贤更是抱持民生史观的仁者。出于桑梓情怀，陈邦贤对上世纪三十年代苏北黑热病爆发的情况尤为挂怀。《随笔》中有“苏北最可怕的黑热病”一条，指出黑热病由白蛉子这种昆虫传染，感染这种疾病的大都是穷苦人民，虽然卫生署、省政府已在疾病流行地区投入防治力量，但依然杯水车薪，他在《随笔》中这样描摹民众染病难以得到救治甚或陷入恐慌的惨状：

据我所知道的，有一家有五六人，都感染这病，没有钱医治，借到几钱，便用抽签的方法去决定，决定就谁先去医治。更有一个小学里四十几个儿童，都感染这病，于是这座小学便关闭起来。苏北的人民，对于黑热病流行，已不寒而栗了！

随后，陈邦贤提到黑热病的传播是由北而南，苏北的黑热病由山东、安徽侵入，面对疫疾束手无策的苏北人民又多有逃难到苏南的情况，如此便很有可能将传染媒介白蛉子带到苏南，导致黑热病进一步扩散。《随笔》另有“白蛉子”一条，介绍这种虫子能传播多种疾病，指出由于虫体微小，其生活习性不易研究，因而防治方法也很困难，只能约略谈及如何预防该虫进入家庭生活场所而已。

陈邦贤对于民众尤其是穷苦人民的关切，不止于看到民众难以接受妥善医治的困境，更在于关注如何改善民众的生活条件和营养水平。他接触到番茄以后，即着力推广番茄的普遍栽种，认为“这种最富于营养的食品，很希望一般的农村多种，一般的人民多吃”，这些事情可见《随笔》的“番茄”一条。他在青木关看到苦力劳动者虽然相当辛苦，但是他们在早晨出工前的用餐是“两大碗的红糙米饭，一碗刚出锅的豆花，和一大碗青菜猪血汤，吃得够一饱”，都是相对廉价的食品，但是具有相当的营养价值，因此保证苦力者尚称健康而能够吃苦，于是将此事以“苦力人的营养”为题记在《随笔》中，大概有打算推而广之的意思。这种对补充营养、改善民生的关注，同样贯穿于他的传染病防治思想中。上世纪四十年代，上海防痨协会报告指出上海儿童有百分之六十感染肺痨（肺结核），上海市民肺痨感染率高达百分之八。须知肺结核在彼时几乎是不治之症，至于其传染性和致死率，直到本世纪初仍令人心有余悸，况且彼时因为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导致的货币贬值、物价腾涨，更让肺结核病人连日常生活都难以为继，遑论接受医治了。如此怵目惊心的患病数据，让陈邦贤感到忧心忡忡，他在《随笔》的“肺痨病的可怕”一条中指出：

这种统计，使得我们感到非常的恐怖，人民日常生活的改善，已刻不容缓。例如营养不良，住居狭隘，劳逸不能平均，生活不能安定，都是造成肺痨病的原因。值此米珠薪桂，生活又怎样的改善呢？

但是和上述几条探讨传染病的随笔不同的是，这一条随笔对于具体的传染病防治几乎只字未提，这自然与肺痨防治的高难度有关，但问题根本恐怕还在彼时民众生存条件的恶劣上。传统医学有“三分治，七分养”的说法，不论这个比例是否精确，充足的营养和充分的休息，对于病体的恢复和免疫力形成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彼时的上海民众，终日生活在食不果腹的匮乏和朝不保夕的恐慌中，须知当基本生存都成为问题，防治工作更是无从谈起。陈邦贤的呼吁并不是放弃“对症下药”，而是探其症结，强调治标更要治本吧。

《自勉斋随笔》本质上仍是文史笔记，其中载录的古代名贤事迹颇多，从中可以窥见陈邦贤对于廉能官吏的推崇。例如“破除迷信”、“断肠草”两条记载了清代康熙年间福建漳浦县知县陈汝咸在任上破除淫祀、打击“信鬼贱医”的不良风气，以及铲除断肠草、矫正轻生风俗等两项政绩。在“爱民者民亦爱之”这条笔记中，陈邦贤又以同在康熙年间的宝应县知县孙蕙的故事为例，呼吁苏北地方官吏能够效仿孙蕙，以民生为念，裨使光复伊始的苏北能尽快恢复元气。这固然是以身作则和为民请命，但也是这一代人的局限性所在，是思路仍然囿于传统的表现。毕竟历史早已指出，对廉能官吏的追求终究是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