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主持人语：

《当代小说》向来推重青年作家，许多文学新锐从这里出发，走向了灿烂征途。新开辟的“青年小说家访谈”栏目，将继续关注青年作家，关注新锐作品，与大可期许的新生力量一道，营造向光生长的文学氛围，和当代小说家、作家一起，奔向更加高远的瀚海星河。

本栏目的开篇主角魏思孝，是一位个人风格极为鲜明的小说家，其早期作品因多写“小镇青年”“废柴形象”，具有十分抢眼的辨识度。他用一根废柴的小动作，撩拨着包裹在庸常生活之上的一层保鲜膜，给“底层的渣滓”拍出了逼真的CT胶片，同时也用其本身的无聊、无意义、无所谓，体现出了不露声色的冒犯性。近年来他的小说更是聚焦于本乡本土，写出了具有突破意义的“农村三部曲”：《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众》和《王能好》。本期对话及评论主要围绕他的长篇新作《王能好》展开，由此我们或许会发现，一个作家的原乡，未必是一座牢笼，更可能是一个宇宙。

——赵月斌

作家， 1986 年生于山东淄博，出版有《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等多部作品，近年完成“乡村三部曲”——《余事勿取》《都是人民群众》《王能好》，其中，《王能好》入围第五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总决选TOP5 名单之一。

问：杨惟嵋  答：魏思孝

作家的乡村

1.目前定居在淄博市区，您的回村频率是多少呢？您如何获取村子的消息呢？

答：如果不外出的话，每周都会在村里待几天，全年计算下来，在村子和城里的比例是四六分。我加入了村子的微信群，对于官方的消息，村里的微信群会及时发布。至于村民家长里短的事，主要来自我母亲的转述，主要是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事。再详细一点的，就谈不上最新资讯，有延后性，比如我有时还会从亲友或是发小堂兄等口中，听到过去的陈年旧事。

2.当听到这些村子的消息时，您会明确地意识到这些人和事会成为您的创作素材吗？

答：有些会，有些不会。比如我们村子，一共三百多户，都有各自的亲属。这么庞大的人群，我也只是根据自己创作的出发点，进行删选和提取，其中当然有能引起我创作欲望的事情。此外，这也和我个人学识以及洞察力有关，或许我也错失过更有价值的信息，也只能遗憾了。

3.您如何看待纪实与虚构？您故事中的现实原型很多吗？

答：虚构和非虚构，从我作为写作者的出发点来说，当然都是取材于生活。虚构，是你明知真实是什么样子，也还要去重新塑造和组合，你和真实中间有块广袤的空间可以去建构；而非虚构，当然是尽可能去接近真实，就算是离真相永远有一段距离，你的创作初衷是不能肆意妄为的。任何人的写作，都基于自己所处的生活，多有原型，但又融入了自己的创造。

4.如果要选择一个场景来表达您对村庄整体的印象，您会选择什么？

答：如果只能选一个，我就选择我的家。这是特别私人的。

5.您认为村子里最漂亮的风景是哪里呢？或者说您认为村子里还有漂亮的风景吗？这些“美丽的风景”为什么很少出现在您的作品中？

答：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村子表面看起来平平无奇，但任何天气变化，我都觉得是一种景观。没写风景，是我不擅长写，也和自己的文学趣味有关，那些动辄大段的风景描写，我觉得没多大的意思。我只是偶尔写一下，尽可能和小说以及人物贴近，比如下面这两段就是新写的小说里的：

“无人机升空，盘旋到高空。我们仰着头，看到它没了身影，又再次飞回，如此两匝。我和刘祥一左一右，在岳光喜的身旁看手机上的航拍画面。先是居民区，大雪覆盖下被清扫的街道如一条条灰线，把房屋切割成整齐的白色巧克力块。有几个村民走在街上如墨珠缓缓滚动。”

“下午四点左右，从城里干完绿化，老付在家里歇下脚，吃点瓜果，喝口水，把农具放进车斗，骑着电动三轮车去地里。春天，日头变长，从下午五点多一直到七点左右。落日过后，红霞消散，一道长达数千里的墨蓝色的云层，横跨在西边的天际，如同层叠的山体，甚是壮观。老付直起腰，站立一会儿，眼前的壮景，让她从疲惫中分神片刻。”

6.“乡村三部曲”中无论哪个年龄段的人物的生活似乎都是一望无际的失败，这种安排是否代表了您对当前农村的看法？

答：不局限于乡村，人的一生总体来说，就是一个失败的过程，必将面临死亡。我对生命的态度是悲观的，我喜欢失败者，他们身上有更为动人的部分，我也喜欢为这些失败者发声，因为他们是被遮蔽的一群人。

乡村的作家

7.您是从什么时候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可以成为一名作家的？

答：我脑海中没有这种时刻。我选择写作，是想以此为生。外在的发表和出版可能是一种认可，但年轻时的自我肯定，现在回想起来都过于盲目。比如，2010年，24岁，我签约出版第一本书，我觉得自己可以以此为生，但那时我的写作压根儿没有入门，只是瞎写。

8.作家的身份给您的生活带来过改变吗？

答：按照我个人的能力来说，如果不写作的话，我可能和村里的同龄人一样，去工厂下车间，但我并不觉得自己能像他们那样坚持下来。写作显然让我可以避免去出卖体力。

9.如果用一种情绪来表达写作的初衷，您会选择哪种情绪呢？是愤怒、悲伤、痛苦，还是无可奈何？

答：十余年前，刚开始写作那会儿，肯定是急躁的，急于写出点东西。现在写作，比如写“乡村三部曲”，我更多在意的是如何把东西写好，怎么去处理这些素材，多会为自己写得不满意而感到自责，倒不会因为所写的内容而愤怒、悲伤和痛苦。尽量使自己心平气和，我不信任自己在有额外情绪时所产出的文字。

10.您每天是如何写作的呢？您会反复修改自己的作品吗？

答：主要是晚上写，一晚大概一两千字的进度。基本上一篇小说不论长短，会初稿，二稿，三稿。没有反复修改的情况，我总是急于写下面的东西。

11.您刚刚写作的时候，创作过许多以小镇青年为描写对象的故事，但是差不多从2017年开始，您把描写对象转移到中老年一辈。从“村镇青年”到“村镇中老年”，这其中的代际变化惹人注目，有关父子关系的描写在“乡村三部曲”中也占了很大的部分，您如何理解父子关系与代际关系呢？

答：父亲去世多年，关于对他的缅怀，都集中表述在《余事勿取》和后来写的短篇《生前身后》里，再有其他的就是关于一个儿子对父亲的追忆和怀念。自从当了爸爸后，我现在更在意父女关系了，但我还是一知半解，还在学习，没办法在这里多说些什么。至于很多人提到的我的创作从“小镇青年”到“乡村三部曲”，描写对象转移到了中老年一辈，我觉得这两者都是我的自发写作，并没有任何一丝违心的地方。我的写作到目前为止，都是写我想写的，想表达的。视角的转变，和自己对文学的理解有关。

12.《王能好》中周东山的岳父劝他考公务员，“考公”“考编”“体制内”似乎是通行山东的暗语，您对山东有认同感和归属感吗？您认为可以把“地域”作为一个人的身份标识吗？您是否更喜欢别人介绍你时称你为“作家”而非“山东作家”呢？

答：我身上有山东人的特点，比如安土重迁。但从很早，我就不想工作，也没有考公考编的渴望。我不喜欢体制，不希望被束缚，更不喜欢工作，所以我认为写作使我免于束缚。我觉得山东人身上优点大于缺点。地域性当然有一些共同的地方，但当你面对一个具体的人时，还是应避免将其标签化，这和物化一个人没有什么区别。我喜欢别人叫我“写小说的”，不要加地域。

13.似乎每一位作家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您认为文学是神圣的吗？您怎样理解文学在我们当前社会中的作用呢？

答：不是所有的文学都是神圣的，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才神圣。文学式微，但它在潜移默化影响着其他的艺术门类，诸如影视、短视频，其讲故事的方式，无不是在从人类的文学中汲取营养。文学是否有作用，可以做个假设，如果没有人继续写作了，没有人去记录我们的生活了，去施展人类的想象了，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