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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六记》因被俞平伯和林语堂等人推荐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受人关注，然而，林语堂将《浮生六记》翻译成英文以及他所撰写的《生活的艺术》，可以看成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一种“东方主义”式的宣扬，即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塑造成与世无争的、崇尚人与自然融合的“审美式”的人生态度。这符合新文化运动之后，人们对中西文化之间的“技术”与“自然”的两分式的定位。

而在二十一世纪这本其实只有“四记”的《浮生六记》之所以再次成为畅销书，则是另一番意思的呈现，在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的中国，又开始了对自然与生态的肯定，只是这样的回归，既是对已经定型的西方式“东方审美意象”的再度确认，同时也符合国人急于摆脱生活和工作压力的心理需求。

《浮生六记》是一本自传式的纪实文学作品，作者沈复无论在处理自己的功名、生计还是家庭内部的关系等方面都十分失败，但这种失败从另一方面却凸显了他与陈芸感情的“成功”之处。这种男女之间基于共同的兴趣和生活方式所营造的“闺房之乐”，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几无对手，因而也确立了该作品的历史地位。

闺房之内：苏州爱情故事

《浮生六记》的作者于清乾隆年间出生于今江苏苏州，家住沧浪亭畔，苏州自然环境优越，宋以后更是成为中国精致生活的代表性城市。

按作者的说法，既然歌咏男女之情的《关雎》列《诗经》之首，故而他亦将自己与妻子陈芸的感情生活以《闺房记乐》为名置于卷首。

中国传统以男女之情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不少，比如《牡丹亭》《西厢记》等，然《牡丹亭》过于奇幻，《西厢记》按陈芸的说法“形容尖薄”，都不如《浮生六记》这般自然、真实、接地气。

沈复十三岁那年随母亲归宁之际遇见舅舅之女陈芸，了解其工于刺绣、略通吟咏即萌生爱意，并在母亲的同意下，订下亲事。他们两小无猜的好感因为“藏粥”事件得到升华。在参加陈芸堂姐婚礼的时候，他们两个就因为陈芸许多没头没尾的诗句的讨论，为他们诗化的感情生活及其难以终老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送亲仪式结束已经是后半夜，饥肠辘辘的沈复拒绝了其他人准备的枣脯，而这时陈芸偷偷拉沈复去她的屋里吃特意为他准备的粥与小菜，这件事情虽因被人撞破而成为话柄，却让他们的爱恋之情有了升华。

但陈芸吸引沈复的并不只是无微不至的关心，更是陈芸善于把日常生活诗化的才情。他们的新婚之夜即是以讨论《西厢》为引子，沈复将他们的婚姻比喻为“老友相逢”更是点睛之笔。

该书最可观者，乃《闺房记乐》，两个沉醉在相互欣赏的时空中的男女，勾勒出那个时代难以想象的男女相亲相爱的世界。

他们在姑苏城里居住在苏州最古老的园林——沧浪亭边。他们在此谈诗论文，从先秦典籍到李杜诗篇，以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自况，突破男女禁忌的同行并坐，不期然而然。他们沉醉于自己的世界，七夕之夜，在“我取轩”的月光下，陈芸说：“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兴否？”沈复对以：“纳凉玩月，到处有之。若品论云霞，或求之幽闺绣闼，慧心默证者固亦不少。若夫妇同观，所品论者，恐不在此云霞耳。”未几，烛烬月沉，撤果归卧（《闺房记乐》）。这种以内心相契的自然与灵魂的结合，的确足以让他们产生唯我其谁的感觉。

陈芸能将平常生活赋予美感，即使是喝茶，也会：“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含而晓放，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尤绝。”（《闲情记趣》）颇能让人联想《红楼梦》中妙玉用储藏的玉泉山之雪水煮茶之雅趣。即使是在被父亲逐出家门、借住萧爽楼时，依然高朋满座，保持林泉霁月之雅趣。沈复说：“萧爽楼有四忌：谈官宦升迁、公廨时事、八股时文、看牌掷骰，有犯必罚酒五斤。有四取：慷慨豪爽、风流蕴藉、落拓不羁、澄静缄默。”与世间之俗务保持“区隔”。

沈复和陈芸有许多大胆出格之举动，洋溢着突破樊篱的自由气息，比如中秋月夜之沧浪亭赏月，水仙庙神诞节的乔装出游，以回娘家为名，夜游太湖。这都让陈芸有一种世间唯有她才能领略世界的舒畅感。

沈复说他的性格中有一些故意与时俗相违背的执拗感，而陈芸却有一种将苏州的文艺人士聚拢的能力。比如在《闲情记趣》中陈芸便设计出“对花热饮”的田园情趣。她雇一馄饨摊主，提供锅、灶，“择柳阴下团坐。先烹茗，饮毕，然后暖酒烹肴。是时风和日丽，遍地黄金，青衫红袖，越陌度阡，蝶蜂乱飞，令人不饮自醉”（《闲情记趣》）。创意十足，被“羡为奇想”。

沈复固穷，陈芸发明“就事论事”法，总能因陋就简，从质朴中点缀出创意，让物质并不富足的生活充满雅趣。比如，陈芸所设计的“梅花盒”，作为餐具，即便在现在看起来也富有想象力。沈复记录说，他喜欢喝酒，又喜欢各种小菜，所以，陈芸给他设计了一套梅花盒：“用二寸白磁深碟六只，中置一只，外置五只，用灰漆就，其形如梅花，底盖均起凹楞，盖之上有柄如花蒂。置之案头，如一朵墨梅覆桌；启盏视之，如菜装于瓣中，一盒六色，二三知己可以随意取食，食完再添。另做矮遍圆盘一只，以便放杯箸酒壶之类，随处可摆，移掇亦便。即食物省俭之一端也。”（《闲情记趣》）

他们夫妻间以学识为基础、以周围环境为素材的机锋辩才，亦非寻常夫妻所能为的，因此，读来常有神仙眷侣之感。林语堂在《浮生六记》的“序”中说：“两位平常的雅人，在世上并没有特殊的建树，只是欣赏宇宙间的良辰美景，山林泉石，同几位知心友过他们恬淡自适的生活—蹭蹬不遂，而仍不改其乐。”甚是在理。

生活不只有诗和远方

《浮生六记》被俞平伯和林语堂等人推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该书所透露对个体自由生活的推崇暗合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对“家”和家庭伦理的否定。但婚姻生活毕竟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世界，尤其是在传统中国。

因此，读完《闺房记乐》《闲情记趣》，转到《坎坷记愁》，画风突变，顿觉他们之感情美满因世隔绝而难以“置身事外”。一旦将之置于现实的家庭、社会氛围，可叹息的是沈复和陈芸都难以真正践履除了夫妻之外的其他社会责任和家庭伦理中的“角色”要求。他们在情感世界的巧思适足以衬托出他们在世俗生活中的笨拙。

沈复虽自称生于衣冠人家，但从他的叙述来看，并无在科举功名这条最能延续甚至提升家族社会地位的道路做（哪怕做过）最基本的努力。新婚之后，去杭州读书，但“居三月，如十年之隔”“每当风生竹院，月上蕉窗，对景怀人，梦魂颠倒”，这种状态，老师只能给他放假。回家之后，匆匆问候母亲之后，便“不知更有此身”。他如此描写并不久别的重逢情形。“及抵家，吾母处问安毕，入房，芸起相迎，握手未通片语，而两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雾，觉耳中惺然一响，不知更有此身矣”（《闺房记乐》）。

沈父也看出沈复难以在学业上取得成功，嘱他习幕，沈复如释重负，说这是“抛书浪游之始”，心里是很高兴的。

虚头巴脑的知识基础和对勤勉谋生的拒斥也扼住了沈复事业发展的空间。第一份幕僚的工作在徽州绩溪，但出生幕僚世家的他却受不了“热闹场中卑鄙之状不堪入目”，转而“易儒为贾”，跟他姑丈从事酿酒生意，血本无归，只好重操旧业。四年之后，又在朋友的怂恿下去广东经商，期盼能一举实现“财务自由”。但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沈复在广东经商谋利的记录，而是岭南山水之美和“游河观妓”、仓促回吴的详细记录。

这次广东之行的副作用有两个：一是其父不再允许他去广东挥霍，他就留在青浦做幕僚；二是他去广东生意的同伴徐秀峰买来一妾，遂令陈芸亦起念要给沈复纳妾，而且所看上的是浙妓温冷香之女憨圆。盖因陈芸认为徐秀峰所买之妾，“美则美矣，韵犹未也”，非要帮沈复找一个“美而韵”的。此事虽未成，却因衣冠之家与妓女之纠结而导致沈复和陈芸再度被逐出家门。

所谓“再度”，乃是因为陈芸处理沈复之父纳妾之事不当而已有第一次被逐出家门的惨痛经历。

他们第一次被逐出家门也属于咎由自取。那次陈芸不善处理家庭内部的关系的表现，缘起于沈复随父在邗江和海宁幕中因通信而产生的误会。沈复之父因陈芸能属文而望其为婆婆代笔写信，但沈母则怀疑陈芸述事不当而不让其代笔，沈父不知，以为陈芸不愿出力而引起怨言。

沈父长年在外，希望纳一妾照顾其生活，让人传话请沈复及陈芸代办，陈芸物色到姓姚的女子，但因不能确定是否为公婆所满意而难以圆满周旋，最终让公婆双方都产生了不满。

需要说明的是，古代纳妾的特点，一是允许一夫多妻，二是古人妻妾之间的身份和地位有很大的区别，按传统的说法，妻子不妒忌并为丈夫选择合适的妾恰好是“妇人之德”的体现。

但随后发生的事则暴露了陈芸缺乏持家能力和基本教养的问题，她先是替他叔叔作保，而使家庭背负沉重债务，后又在给沈复的信中，在称呼上对沈复父母缺乏应有的尊敬，并认为沈父之病乃纳妾而致，如此这般，沈父便决心逐斥陈芸，令父子失和。

沈复本人并无谋生之能，遭此变故只能靠卖字画度日，但“三日所进，不敷一日之用”，他的儿女亦衣不能暖、食不果腹。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次因作保而欠下巨债，只能外逃投靠亲友，他们的女儿做了童养媳，儿子去学做生意。最终陈芸在贫病交加中离世，而沈复即使在父亲去世之后，亦因为父子关系断绝无缘继承遗产而借宿佛寺。

万般无奈，沈复亦只能投靠儿时朋友，去重庆入幕谋生。

可叹息者，在重庆刚安顿下来，沈复便接到儿子夭亡的信息，但他在叹息陈芸失去她唯一血脉的时候，却接受了朋友琢堂“赠余一妾，重入春梦。从此扰扰攘攘，又不知梦醒何时耳”。书读至此，沈复所论“恩爱夫妻不到头”，却只是他为自己开脱的遁词。而“愿生生世世为夫妇”之图章，成为沈复和陈芸情感悲剧的墓志铭。

年轻时读鲁迅的《伤逝》，慨叹追求自由和灵魂契合的情感难以抵御生活之琐屑侵扰，而沈复和陈芸的故事，也反复让我们回味这样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寻求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平衡呢？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