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郭沫若的评价问题在当代中国文化界是风向标一样的现象。对于郭沫若，无论是推崇还是贬低，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声音，不同学者也有不同的声音。一位名人受到不同的评价，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但特殊的是，对于郭沫若评价的差距之大，不同声音的截然相反，这在任何其他历史文化名人身上似乎都难以见到。某一时代文化界主流对郭沫若的评价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的文化风尚，某一学者对郭沫若的评价也反映出这位学者的喜好和倾向。如何评价郭沫若，可能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也可以作为我们观察这个时代相关学者的文化积累、文化自信等方面的较好角度。

郭沫若 1892 年出生，1978 年去世，他见证和参与领导了 20 世纪中国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他一生和 20 世纪中国紧密联系。他亲身经历了四川的保路运动，留学日本，发表新诗，加入新文化运动中。大革命时期，郭沫若投笔从戎，参加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于 1928 年开始流亡日本十年，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金文研究上贡献卓著。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回国从事抗战文化宣传和动员工作，成为大后方文化界的重要领导人。解放战争期间，他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参与领导了国统区的民主运动。1949 年后，郭沫若在科学文化教育界和人民外交上担任了重要领导职务，是新中国在文化领域的重要领导人。

郭沫若生前，在对郭沫若的评价上尽管也有不同的声音，但主流的声音是高度推崇的。在有关郭沫若的主流评价中，最经典的评价是邓小平做出的：“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他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和这些政治家的看法相似，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学界也给予了郭沫若高度评价。自民国以来，郭沫若就被当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甲骨四堂” 之一、凿破金文混沌的学术大师。民国史学界对郭沫若的评价是比较高的。钱玄同、董作宾、容庚、顾颉刚等著名史学家都或公开或私下地表达了对郭沫若的推崇，中央研究院 1948 年推举他为院士。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继续在古文字考证、古代社会分期和古籍整理方面笔耕不 辍，他是史学界公认的权威。郭沫若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他的历史剧代表了中国现代历史剧创作的高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 “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序。

但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尤其是当我们进入自媒体时代之后，有关郭沫若的负面评价不绝于耳。对于郭沫若的道德人品、婚姻生活，学术研究、文学创作，都有跟主流评价不一样的声音出现，始作俑者是海外汉学。和对鲁迅的评价不同，长期以来，海外汉学对郭沫若是一致贬低的。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海外汉学界没有一部关于郭沫若的研究专著，这本身就说明问题。在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著作或 一些随笔文章中，海外汉学家对郭沫若极尽贬低之能事。令人奇怪的是，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完整阅 读过郭沫若的重要著作，只是靠着自己的偏见或者 道听途说就做出评判。更令人奇怪的是，这些汉学 家的著作到了国内后受到了追捧。很多学者认可他们对郭沫若的评判，这些学者可能对于郭沫若的时代抱有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迁怒于郭沫若， 于是有了和海外汉学家里应外合地对郭沫若的贬斥。有人发起对中国现代作家的重新排序，郭沫若的排名大大靠后。史学界在一段时期内将马克思主义史学边缘化，讨论 20 世纪学术史的著作甚至不再提及郭沫若。

最近十年来，一些年轻学者投身于郭沫若研究， 他们以扎实的史料、缜密的思辨，有理有据地驳斥各种有关郭沫若的流言，起了一些正面作用。同时，在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 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四川省郭沫若研究会等机构的推动下，学界对于郭沫若的研究逐渐深入，国家社科基金有关郭沫若研究的立项越来越多，更多有影响的学术刊物刊发了郭沫若研究的论文，更多郭沫若研究的专著在国内出版，更多涉及郭沫若的话题得到深入辨析，更多学者越来越严肃地面对有关郭沫若的论题，这些都对学界和自媒体客观理性地评价郭沫若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