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教育中的古诗歌
在清末改创学制的过程中，一度专设有“读古诗歌”课程，通行于中小学堂及初级师范学堂。相关内容并不见于“中国文学”科目，而是寄身在“修身科”之下，充当着新学堂道德伦教的手段。癸卯学制附载有《中小学堂读古诗歌法》，提倡吟咏而限制创作，取材专以谣谚、乐府、古体诗为主。“读古诗歌”课程的设立，催生了若干种诗歌教科书。孙振麒编《女学修身古诗歌》（1904）、黄节编《古诗歌读本》（1909）、江楚书局刻《小学堂诗歌》（出版年份待考）等，均为此时期代表性的教本。孙、黄二种严格遵照学制，立足修身伦教，专选乐府、古体；《小学堂诗歌》则延续近世蒙学诗选的惯例，主要收录五七言律绝。此外，“古诗歌”虽被排斥在国文科目之外，却仍有一些零星诗篇收录于各种国文教科书。
本篇关注清末新式学堂教育对古典诗歌资源的取舍，将首先检视新学制纳入“古诗歌”的缘起。清季民初的国文教育强调应世实用，以文章为中心，取古文为规范，诗歌教学相对边缘。但也有教育家意识到诗歌符合儿童天性，可以充当教学调剂，进而将儒家诗教、乐教理念对应于西洋、日本的音乐唱歌课程。宋明以降，理学（包括心学）思潮渗入基层教化，歌诗习礼久已被当作塑造道德的工具，由此产生多种训蒙诗选，为新学制下修身科讲习“有益风化之古诗歌”提供了素材。《女学修身古诗歌》、《古诗歌读本》等修身类诗歌教科书，正是在此基础上编纂。而《小学堂诗歌》之类近体诗读本流传不绝，则体现了传统蒙学诗课的惯性。从近代诗教流衍的多元脉络中，正可发现精英化、理想化的学制设计与数百年来诗教习俗之间的参差。
一、新学制中的古诗歌
制定“通国一律”的学制来规定教育方针、学校体系和分级、分科教学的次第，是清季新政引进西方教育制度的重要侧面。清末全国性学制的酝酿始于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草拟《大学堂章程》中即设有“文学”科，作为“溥通学”之一种，内容却语焉不详。[②]同时，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规划“中学守约”九门，第五门为“词章”，专重“记事述理之文”，警戒“若学者自作，勿为钩章棘句之文，勿为浮诞嵬琐之诗”，已表露对诗文雕琢风气的不满。[③]在国族危机意识的笼罩下，诗歌难免因其“无用”沦为新教育不暇乃至不屑顾及的对象。随着科举改制呼声的高涨，趋新士人将“八韵”（试帖诗）与“八股”同列为“天下至贱之业”，吁请尽快废止。[④]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二十二日，礼部奉旨：“嗣后一切考试均著毋庸用五言八韵诗。”[⑤]政变后短暂恢复旧制，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尽废四书文、试律，改试论、策、经义，在根本上动摇了声律属对等诗歌技能在童蒙教育中的位置。
戊戌前后新式教育尚处在草创期，朝野言论颇为多歧。一方面是朝廷文教规划中诗歌显著边缘化的趋势，与此同时，也不无将诗歌纳入未来学制或学堂功课的动议。早在戊戌年首次议改科举之际，吴汝纶就从词章家立场，主张“诗赋亦不可废，如汉赋、如汉魏以来大家之诗，皆中国之奇宝”，进而提出头二场试论、策，第三场试“诗赋或杂他题”的方案。[⑥]至辛丑（1901）秋间，吴氏为顺天学政陆宝忠开列“学堂书目”，强调“中国文学先后次第”，大、中、小学均专设“诗”课。小学读诗材料包括：（一）“唐人五七言绝句，如‘床前明月光’、‘松下问童子’、‘少小离家老大回’、‘独在异乡为异客’之类，凡意深者勿读”；（二）“汉魏乐府，如‘日出东南隅’、‘孔雀东南飞’之类，难解者勿读”；（三）“元白歌行，张王乐府，皆取其易上口者”。至中学，则接读王士禛《古诗选》、姚鼐《今体诗选》，并要求教者参考方东树《昭昧詹言》加以解说，同时教生徒“学作诗文”。[⑦]吴汝纶以容易上口的绝句、乐府、歌行为学诗入门，中学以上则援引王、姚二选及方东树著作，熔铸唐宋，兼及作诗，表现了桐城诗学的特点。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京师大学堂刊行《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词章”门下选入《古诗选》和《今体诗选》，并以《御选唐宋诗醇》为参考书，与吴汝纶的思路颇为接近。[⑧]
同样选取乐府、古体为门径，还有一种意见依托传统“诗教”观念，认为古诗歌易于吟咏，有益人伦风化，当纳入道德教育范围。如康有为早年论幼学，已建议“自《三百篇》外，凡汉魏以下诗歌乐府，暨方今乐府，皆当选其厚人伦、美风化、养性情者，俾之讽诵，和以琴弦，以养其心”。[⑨]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大学堂编书处颁布章程，在“文章课本”之外，另有编辑“诗学课本”的计划：“拟断代选择，自汉魏以迄国朝，取其导扬忠孝，激发性情及寄托讽喻，有政俗人心之关系者，撰为定本，以资扬扢。本兴观群怨之宗风，寓敦厚温柔之德育，亦古人诗教之遗也”[⑩]，立意与康说相似。同年，无锡三等公学堂出版《蒙学读本全书》，其第二编多选韵语。编者自述宗旨时，提到诗歌与“修身”一科的关系：
歌诗为情感教育，专使儿童起文学之嗜好，发忠孝之至性，于修身一科，极有关系，宜随时引掖，干预其内蕴之活泼。[⑪]
此处所称“修身”，不止儒家修齐治平的故训，更是近代引进的一门新学科。根据学程不同，当时又有“伦理”、“道德学”、“道德人伦”等称名，实皆为西文Ethics的意译。[⑫]清末新学制酝酿过程中的修身科，主要参照日本明治时代通过伦理教育灌注忠君爱国意识的经验，欲以外来伦理学框架维系固有的人伦纲纪。因此，能够感发“忠孝之至性”的古诗歌，也被看作“修身”的材料。民间教育家还注意到诗歌有调节劳逸之功，如在上海试验教授新法的塾师王立才，每当“察众精神疲倦，则高歌古人诗以节之”。[⑬]
在光绪二十八年七月颁布的壬寅学制中，高等小学第三年“读古文词”课和中学第四年“词章”课都包含了“词赋诗歌”一项；大学堂“文学科”设“词章学”，诗歌内容还出现在大学堂师范馆第三年“作文”课所学的诸体文中。[⑭]壬寅学制将诗歌置于“词章”范围内，与记事文、说理文、章奏、传记等实用文体并列。次年十一月癸卯学制颁行，《奏定学务纲要》界定“中国文辞”涵盖古文、骈文、古今体诗、辞赋在内的“中国各体文辞”，明确要求“各学堂中国文学一科……兼令诵读有益德性风化之古诗歌，以代外国学堂之唱歌音乐”[⑮]。然而，遍检癸卯学制之下各学堂章程，“中国文字”、“中国文理”、“中国文学”等课程的宗旨及时刻表中，却均无教授诗歌的对应内容。正如研究者早已指出的，癸卯学制的“中国文学”课程有排斥诗歌词赋而独尊古文的倾向，其所谓“文学”实际上是文章之学。[⑯]
但《奏定学务纲要》中“诵读有益德性风化之古诗歌”的规定并未落空，只不过未如通行意见将诗歌阑入“文学”范围。在癸卯学制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初级师范四种学堂章程的“每星期课程时刻表”后，都附有一份内容大致相同的《中小学堂读古诗歌法》。[⑰]对照初、高等小学堂章程“修身”一科要义，则皆有“兼令诵读有益风化之古诗歌，以涵养其性情，舒畅其肺气，则所听讲授经书之理，不视迂板矣”数句[⑱]，可知癸卯学制的“读古诗歌”课程实隶属于“修身科”。特别在小学堂阶段，古诗歌既有涵养德性、调节身心的功能，更与修身、读经等科所授经义配合，被认为可以防止儿童对枯燥的经训宣教感到厌倦。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提到“古诗歌”的读法为“诵读”，亦与壬寅、癸卯二学制鼓励讲授而限制记诵的总体趋向不尽合拍。
《中小学堂读古诗歌法》开篇即援引“外国中小学堂皆有唱歌音乐一门功课，本古人弦歌学道之意”，可知修身科读古诗歌的设计，还有接引西洋、日本学校音乐课程的用意。近代中国引进西式音乐教育始自教会学校，梁启超《变法通议·幼学》篇已提到西人学塾“必习音乐，使无厌苦，且和其血气”的特点。[⑲]但学制主要模仿的对象，却是同时期日本学校的“唱歌”课。光绪二十四年春，上海《蒙学报》译刊《日本小学校章程》，就介绍了同时期日本学校将“唱歌”列为寻常小学随意科和高等小学必修科的安排，其要旨在“兼令辨知音乐之美而涵养德性”，歌词选取“古今名家之作中，用雅正而令快活，以纯和儿童之心情”的部分。[⑳]壬寅年《大学堂章程》筹划时，据传原有“音乐学”科目，但慑于“教戏子”的指责而未获采纳。[21]癸卯学制吸取了这一教训，即便承认外国学校唱歌“深合古意”，仍声明“惟中国古乐雅音失传已久，此时学堂音乐一门，只可暂从缓设”[22]，转而将乐教之义寄托在修身科“读古诗歌”课程中。此种权宜之计，当然混淆了学堂乐歌与古诗歌的性质，甚至有阻碍新式音乐课程传播之虞。[23]但西洋音乐原理、唱歌课程获得广泛认可，也有可能为恢复诗歌词章在教育中的地位提供论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李叔同在日本创刊《音乐小杂志》，即援引“日本唱歌，其词意袭用我古诗者，约十之九五”的事实，指出西学输入以来国人蔑视词章的偏颇。[24]
无论是辅助修身伦理的规训，还是接引唱歌音乐的新知，“古诗歌”进入新学制的时代语境不容忽视。而在努力追赶时趋的姿态背后，《中小学堂读古诗歌法》揭示的学诗次第和教学选材却颇为复古。首先，在初等小学阶段，规定“须择古歌谣及古人五言绝句之理正词婉能感发人者，惟只可读三、四、五言，句法万不可长，每首字数尤不可多”，主要在闲暇放学时吟诵；进至高等小学，再读五、七言古体诗；中学则“篇幅长短不拘”。所读诗歌取自“通行之《古诗源》、《古谣谚》二书，并郭茂倩《乐府诗集》中之雅正铿锵者（原注：其轻佻不庄者勿读），及李白、孟郊、白居易、张籍、杨维桢、李东阳、尤侗诸人之乐府，暨其他名家集中之乐府有益风化者”，而如“唐宋人之七言绝句词义兼美者皆协律可歌，亦可授读”。由此可知，癸卯学制所谓“古诗歌”主要是指古歌谣、乐府诗和古体诗，同时兼容少量唐宋人浅易七绝，但严格排斥律诗。“万不可读律诗”、“万不宜作诗”、“诵读既多，必然能作”等原则被反复强调。《中小学堂读古诗歌法》标榜复古，显然是为了跟科场改制以前专从属对入门、着眼于律诗乃至试帖诗写作的蒙学诗课划清界限。在禁绝作诗的同时，更强调吟咏诵读的工夫，其选篇以“词旨雅正”、“音节协和”为标准。“古诗歌”与“律诗”之间的对立、“读”与“作”之间的隔绝，正是词章有用、无用的分际。总之，“有益风化”才是诗教的根本使命。
这一套诗歌功课并非凭空结撰，学制规划者自陈是师法“王文成训蒙教约”和“吕新吾社学要略”，亦即欲在理学（包含心学）的教化传统中确立其位置。[25]宋元以降，道学日盛，儒者规划读书日程，往往论及诗歌教学的利弊。如元代朱门后学程端礼曾专门告诫：“大〔小〕学不得令日日作诗作对，虚费日力。今世俗之教，十五岁前不能读记九经正文，皆是此弊。”[26]可见“日日作诗作对”的启蒙习俗来源已久，且早就被认为有碍经学记诵。但另一方面，道学家又注意到诗歌韵文的教化优势，如程颢就曾指出诗歌含有“意趣”，可以引人乐学，“别欲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事长之节，令朝夕歌之”[27]，意在创作符合理学教化观念的蒙学韵语。与之相对，朱熹则更强调从既有古诗中发掘资源：“尝妄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择其近于古者，各为一编，以为之羽翼舆卫。”[28]癸卯学制“读古诗歌”课程专取乐府诗、古体诗的体裁偏向和警惕“陷溺”作诗的态度，均可在程、朱一系诗教言论中找到源头。[29]
至明代中期心学崛起，“觉民行道”的思想转型，促使儒者将更多眼光投向基层教化。[30]王阳明《训蒙大意示刘伯颂等》并《教约》一篇（学制称为“训蒙教约”）本为兴立“社学”而作，针对晚近“记诵词章之习”，主张教童子“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更提示应从学童精力宣泄的内在需要理解“歌诗”的意义：“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31]故在诗歌的宗旨趋向之外，更注意歌咏的形式：“须要整容定气，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32]王阳明之后，经世学者吕坤同样致力于社学兴复，主张“每日遇童子倦怠懒散之时，歌诗一章”；吕氏的创举，还在提出一套依据人伦纲纪分类编选古诗的设想，“择古今极浅、极切、极痛快、极感发、极关系者，集为一书”。他举《诗经》各篇为例：《陟岵》、《蓼莪》、《凯风》为“父母”，《棠棣》、《小明》、《杕杜》为“兄弟”，《江汉》、《出【其】东门》为“男女”，《鸡鸣》、《雄雉》为“夫妇”，《燕燕》为“嫡妾”，《伐木》为“朋友”，《芄兰》为“童子”，《葛荔》为“民穷”，《相鼠》为“教礼”，《伐檀》为“训义”，《采芩》、《青蝇》为“戒谗”，《蟋蟀》、《瓠叶》为“示俭”，《采蘋》为“重祀”，《白驹》为“悦贤”；下及“汉魏以来乐府古诗、近世教民俗语”等，均可照此重排。[33]这种按照“伦类”选诗的思路，开启了诗歌选本的一个新类型。
王、吕二氏的训蒙论得到清季官定学制的采纳，很可能与陈弘谋《养正遗规》的援引有关。[34]作为清代地方官布政施教的典范，陈弘谋在继承理学正统的同时，亦吸收了王阳明知行合一说和吕坤以降的“实学”思想。[35]这种既守正又务实的姿态，在清末动荡时期确立的道德谱系中尤其受到推崇，陈氏所辑《五种遗规》在近代教育规划中亦享有特殊的地位。癸卯学制以其“理极纯正，语极平实”，与“读古诗歌”并列为中学堂、初级师范学堂修身科的主课。[36]《中小学堂读古诗歌法》所列“训蒙教约”、“社学要略”等篇名，与王氏《传习录》、吕氏《实政录》原书所载并不相同，实亦取自陈弘谋名下的改编。在《养正遗规补编》所录“王文成公训蒙教约”题下，陈弘谋指出诗歌选本“种类不一”，非但风云月露之作无益于性情，“靡曼之音”更万万不可歌，只宜编选“其有关伦理性情，而又易知易从者”。[37]陈氏举同时代汪薇所编《诗伦》一种为例，从其书中选出数十首“歌诗”附于阳明说后。
汪薇编选的《诗伦》成于康熙年间，“大旨不出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间，此外纵名篇络绎、佳句骈罗，而无与人伦者，概不载”；选诗体裁则标榜“一以乐府为主，而辅以五七言古诗，更择其顿挫深长，足以羽翼乐府者；而陈势浩汗、修辞密丽之作，无取焉”，[38]与癸卯学制专崇乐府、古体的倾向略同。这种复古编例，还被上溯到姚铉《唐文粹》、吕祖谦《皇朝文鉴》、真德秀《文章正宗》等兼收古诗的古文选本。[39]然而，由于认识到“以一诗专言一伦”的难度，《诗伦》实际上仍依世代编次，并未贯彻分五伦类编的思路。直到光绪初李元度编成《小学弦歌》，才真正实现吕坤按“伦类”编诗的理想。李氏所编分教、戒二门：正面教训十六类，反面训诫十二类，最后以“广劝戒”门作结，“窃体程朱之意，摭古今诗之可以厚人伦、励风俗者，博观而约取之……冀附《小学》以行”[40]，有着明确的伦教意识。《小学弦歌》上选三代，下及清人，推崇“三百篇及汉魏盛唐之意境”，兼收古、近体诗，且强调“诗贵有理趣，然忌作理语……是编所录，皆取其含蓄而有馀味者，使读者领取弦外之音，自能舞蹈奋兴而不自已”，有意识地区别于《击壤集》、《濂洛风雅》之类“堕于理障”的诗选。李元度以军功著称一世，声威及于词章，《小学弦歌》至清末民初犹有诸多节选本流传。[41]稍后又有李寿萱辑录《五朝诗铎》，专选唐、宋、元、明、清有关伦教之诗，亦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师友等伦类为序。[42]但选者无闻，终不如李氏选本流播久远。
朱熹尝谓：“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43]癸卯学制在中小学堂修身科下设立“读有益风化之古诗歌”一门，固然受到晚近教育思潮（特别是西洋、日本唱歌音乐课程）的直接启发；但所罗列的具体“读法”，却是以陈弘谋《养正遗规补编》等理学色彩浓厚的政书为中介，上接王阳明、吕坤的社学训蒙观，更可溯源到两宋道学兴起以来植根于人伦涵养、以乐府古体为主的复古诗论。这一理学诗教传统，针对科举词章的弊端，在清代形成了一些立足于伦类的古诗歌读本，不仅构成清末新学制插入“读古诗歌”课业的思想资源，更为科举改废以后新型诗歌教科书的编辑提供了示范。
二、教科书中的古诗歌
在新学制的制订之外，取代四书五经、“三百千千”或各种诗文选本，清末文教转型的另一表征即是新体教科书的流行。借助出版网络和印刷技术的革新，教科书与立足于课堂空间的分段教学法配合，改变着传统的知识传播和接受模式。在这种全新的教学体裁之下，“古诗歌”又将如何传承？以下分别从一般教科书中的古诗歌内容和专门诗歌教科书两方面来考察。
癸卯学制设计的“读古诗歌”课程并不在国文科范围内，但清末涌现的各种国文教科书仍选录了一些诗篇，不过这些诗歌课文占总课文数的比例极小。如商务印书馆《最新国文教科书》（1904-1905）针对初等小学五年学程，共编有十册，每册六十课；总共六百篇课文中，仅有李绅《悯农》（第三册第五十五课）、白居易《慈乌夜啼》（第四册第三十四课）、《新制布裘》（第四册第五十四课）、阮籍《咏怀·壮士何慷慨》（第五册第四十四课）、陆游《金错刀行》（第六册第三十六课）、白居易《燕诗示刘叟》（第八册第十二课）、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第八册第五十一课）、《木兰诗》节选（第九册第十三课）、杜甫《前出塞》（第十册第十四课）、白居易《凶宅》（第十册第四十九课）等十篇古诗歌。“最新教科书”附有《教授法》，反映了编者理想中的教学模式。试举第六册所选陆游《金错刀行》一课教法为例，教师首先揭示“要旨”：“本课意义，提倡尚武精神，文字为诗歌体。”[44]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清廷宣示五条“教育宗旨”，第四条即为“尚武”，规定“国文、历史、地理等科，宜详述海陆战争之事迹，绘画炮台兵舰旗帜之图形，叙列戍穷边使绝域之勋业”。[45]在这种氛围下，不仅“集中什九从军乐”的陆放翁诗备受关注，同套课本中《咏怀·壮士何慷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木兰诗》、《前出塞》等篇的入选，亦应与此有关。除了揭示宗旨，《教授法》又按预备、教授、应用三步骤指示“教授次序”，分段解说章句字义。“诗歌体”教法与其他记事、说理文体并无显著差异，只在最后“参考”部分，说明古诗“凡转韵处，必二句叠韵”的体式特点。同时期其他国文教科书亦大抵如此。有时更以诗篇配合其他散文课题，如中国图书公司所出《初等小学国文课本》第六册第十四至十七课依次为“鸦片”、“鸦片之战”、“陈化成”，第十八课即选录《咏陈化成》诗作为呼应，所示教法也是分三节解说诗意。[46]因此，即便有零星诗篇收入国文教科书，基本上仍是以文章视之，选篇标准在于国民道德与尚武精神，对诗歌本身的体式特征殊少注意。
另一类是严格遵照癸卯学制《中小学堂读古诗歌法》，从修身伦理角度编辑的专门诗歌教科书。目前所见最早者，为浙江奉化人孙振麒编辑的《女学修身古诗歌》，光绪三十二年四月由新学会社印行。据清末《新学会社书目提要》，该书“谨遵定章，采取有益风化之古诗歌，【供】普通女学修身科之用，所选诸作皆能激发女子志气，陶淑女子性情，凡治家忧国及智勇侠烈之作，采取尤富。分前后二编。前编专取短章，后编则取其长歌及历朝乐府之脍炙人口者。女学界不可不人各一编也。”[47]不过，清末学部直至光绪三十三年正月才颁布《奏定女学堂章程》，此处所谓“定章”，实是借用癸卯学制关于读古诗歌的通行规定，故仍放在普通学堂修身科中，以短章、乐府、歌行为材料。此段提要亦见于光绪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间的《时报》广告，可知编印者的目标市场正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市民知识圈。[48]编者孙振麒此前还有一部《小学新唱歌》问世，对新式音乐教育亦似颇有心得。[49]
《女学修身古诗歌》分前后二编，目前仅见后编，收录自汉至清乐府、古体、歌行共23题计27首，题材皆与女子或女德相关。诗句行间附著圈点，诗后附注或评语亦颇著“女学”特色。如评李白《妾薄命》诗云：“以色事人，正女界之通病，欲去此病，非学不可矣。”评白居易《蜀路石妇》诗：“西人好摩铜像，崇拜伟人，石妇如此好德，有同情矣。”李东阳《乐府三章》（实选六章，有三首误植）中《铁夫人》、《臣夫表》评语则云：“读以上二章，专制政体之酷，至明已极。故世界文明，则立宪之事，必当见之实行也。”[50]凡此皆具时代精神，可以看出编者较趋新的政治立场。不过，有时评语又显出颇保守的心态，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评语，就仍注重“孝道”的劝戒。[51]《女学修身古诗歌》评语中更有两处引到“李次青曰”，一处提及沈德潜《古诗源》，提示编者选诗、评诗的资源。[52]在其后编所选二十七首诗中，除李白诗八首和沈明臣《大树村刘氏少妇打虎行》一首，其馀十八首均见于李元度的《小学弦歌》。
光绪三十四年（1908）前后，又有贵州铜仁人徐承锦呈学部审定的《蒙学诗歌教科书》，分为“古人诗歌”和“时务诗歌”两部分。学部的审定意见认为前者“浅深未合程度”，后者“多俚俗杂乱不可用”，予以驳回，其书今亦不传。[53]较为完整且获得一定影响的诗歌教科书，当推黄节所编《古诗歌读本》三卷。该书于宣统元年（1909）八月由国学保存会铅印，封面署“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初级师范修身科所用书”，并经“广东提学司指定”，有明确的官方背景。书前著有“编纂例略”六条，皆以“谨案奏定学堂章程”一句起首，似是严格对照学制“读古诗歌”一门的要求编成。光绪末叶，黄节与同出简朝亮门下的同学邓实在上海提倡新学，发起《政艺通报》，旋与章太炎、刘师培等订交，转向“春秋民族主义”；光绪三十一年创立国学保存会并发行《国粹学报》，又参与创建“南社”。但随后却日益专注学术、教育，逐渐脱离反清运动。宣统元年春，黄节就聘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古诗歌读本》即成于此时。[54]
《古诗歌读本》书前有任元熙、廖景曾二序，皆张扬古来诗教之论，取以附会外来教育学说。任序回顾诗史，指斥唐宋而后“试士重排律”的弊端，更不满于晚近“百科杂出，群喙沸鸣，且欲废诗不用；其或知声韵之宜存，要亦袭一二新曲俚辞，以凑合于象胥琴谱而已”，对沿袭外国乐谱的学堂乐歌亦多有非议。[55]廖序则重在发挥学制纳古诗歌于修身科的用意，指出“王渔洋《古诗选》、沈归愚《古诗源》、汪辱斋《诗伦》”等先儒选本可为典范。[56]黄节本人在其读本“例略”中亦交代，书中夹注“皆采自前人，而以新安汪辱斋之说为多”。[57]事实上，黄节《古诗歌读本》基本上可视作清初汪薇所辑《诗伦》一书的节选本。不仅选篇几乎全出自汪书，连题注、夹注、尾注乃至评语都一字不易地加以袭取。黄节所作的改动，主要是选诗排序：《诗伦》原以时代为序，《古诗歌读本》则按“字数之多寡不同，句法篇幅长短区分先后”。原书评注的个别措辞也有所变化，如“革命”一词，汪选批语指朝代更替；清季“革命”转为Revolution的译语，在官定课本中出现较为敏感，《古诗歌读本》一概改为“鼎革”。[58]这些微小改动，当然不足以彰显黄节本人的诗学涵养和政治立场。制约于《诗伦》原书的道学背景，《古诗歌读本》中羼入了大量宣扬忠君、孝亲、守节等传统伦理的篇目。例如韩愈《拘幽操》中“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等句，戊戌前新学家已斥其“倡邪说以诬往圣，逞一时之谀悦，而坏万世之心术”[59]；《古诗歌读本》却仍照单全收，保留了汪薇“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君父一而已矣”等评语，与黄节早年深斥“君学”的主张相左。[60]
值得注意的是，编纂《古诗歌读本》同时或稍后，正是黄节诗人生涯的发端期。宣统二年（1910）黄节在广州发起“诗学讲习所”，编有《诗学讲习所讲义录》一种，今存其第一编“诗学源流”，实即民国间北京大学《诗学》讲义的雏形。在宣统原版的讲义序言中，黄节对癸卯学制忽视词章的倾向表达了不满，从中正可窥见其早年诗教经验与此后诗学发端之间的隐秘关联：
或曰：今《学堂章程》中学、高等咸重经学，又咸必以《诗》为首，讵或轻诸？是则然矣。然群经皆治身之书，学者闻其理而忽其辞，则不能引诸吾身，称情而出。其失在不学作诗。[61]
表面上看，此处仅针对经学课程中“诗学”的不足，指出学诗者除了从《诗经》“求其义”，更要“于《楚辞》以降求其辞”。但若细审癸卯学制读经课程的宗旨，实与修身科和《中小学堂读古诗歌法》相贯穿，都是意在维持风教，抵消新学流弊。“读古诗歌”课程强调“词旨雅正”，排斥文辞雕琢，取道学、心学家说为诗教典则，将诗歌降格为“治身”之具，同样带有重“义”忽“辞”的偏向。黄节的敏锐之处，在于揭示学者若“不学作诗”，则不仅“诗学”本身无法整全，即便是仅求“治身”的修身“诗教”，终究也无法达成。因为“诗教”的内容虽在“义”，诗义感发的效果仍须凭借“辞”，亦即黄节反复申说的“引诸吾身，称情而出”。而对于“辞”的敏感，必须通过作诗来把握。这才是黄节兴办“诗学讲习所”的初衷，实际上是要对癸卯学制压制作诗的论调提出挑战。
作为黄节诗学讲义的第一编，“诗学源流”部分尚未涉及作诗方法，仅梳理周秦至明诗学流传的线索，以充当学习作诗的预备。若结合同时期黄节所编的另一部《文学史概》讲义来看，《诗学源流》是诗体流变史，《文学史概》则纯述文章变迁，二者均强调诗文以世运为转移，按时代分章析节，推究“因果得失”，带有一定的文学史色彩。[62]《诗学源流》的目标是通向作诗，故其史的叙述中往往掺有诗人黄节的自家心得。如推重六朝诗学，以为“六朝之辞藻，上承汉魏而下开唐宋，凡诗之体格，无不备于是时”，已开日后黄节校注三曹及阮、谢、鲍诗之先河；而在“宋代诗学”一章详说陈师道“怨出于仁”，则与黄节早年诗学“专宗后山”的趣向有关。[63]虽然出自同一编者，《诗学源流》作为课外讲义所呈现的自家面目，与《古诗歌读本》作为官定课本的全袭他书、泯然无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三、蒙学诗课的赓续
尽管癸卯学制设立了“读古诗歌”课程，但清末学制规定与各地域、各层级学校的教学实际尚有不少差距。首先，新式学堂在短期内并未能取代“私塾”（包括家塾、义塾、蒙馆、经馆等不同层次）[64]，新学制中的古诗歌课程自然也难以普及。而在新学堂内部，随着“唱歌科”与“学堂乐歌”陆续引进，作为乐教替代品的“读古诗歌”一门能否得到落实，也颇存疑问。即便新学堂按学制开辟古诗歌课，其内容、教法、宗尚还可能因地域风气、教师偏好等因素有所歧趋，从而使张之洞等学制规划者“有益风化”的期待落空。
与清末学制压抑作诗的倾向形成反差的是，清代前中期正是一个诗学、诗教全面繁盛的时代。在近世蒙学功程中，读诗属对往往在识字之后与浏览散文故事同时展开，因其符合使孩童兴趣，更能使之懂得“虚实死活字”的原理。[65]清初诸帝雅好文艺，渐于功令中加试诗赋，乾隆二十二年（1757）诏试五言八韵诗，五十二年（1787）更将诗题升至乡会试首场。“崇诗和尊唐两种意志通过试诗而融为一体”，不仅引起试帖诗集编纂的热潮，更促进了蒙学诗法乃至一般诗学的兴盛。[66]清中叶以降，《古唐诗合解》、《唐诗三百首》、《唐诗近体》等童蒙诗选日益流行，甚至在清末科场废诗以后，仍为蒙馆必读之书。刘鹗《老残游记》第七回写东昌府书肆掌柜介绍旧书，“讲正经学问”的闱墨选本之次，便是“讲杂学的，还有《古唐诗合解》、《唐诗三百首》”。[67]
癸卯学制对近体诗（尤其是与试帖诗有关的律诗）颇为排斥，但回到清人诗学启蒙的实践，从近体入门却相当普遍。《红楼梦》中“香菱学诗”一节，林黛玉指点门径，便是《王摩诘全集》五言律读一百首，“再读一二百首老杜的七言律，再把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然后才上溯汉魏六朝诸家。[68]道咸间胡本渊编《唐诗近体》，以五律、五绝、七绝、七律（附排律）为序，分为四卷，原序有云：“初学读诗，必以有唐一代为法门，近体又其入门之先者也。由近体而入古，由唐之古上泝汉魏之古，以寻诗教之源，非可一朝一夕求矣。”[69]此外，又有吴淦《唐诗启蒙》一种，仅选王、孟、李、杜律诗百首，因其“音韵调和，可为启蒙之助”。[70]学制规划标举理念上的复古，民间诗教选本则更侧重教学便利和实际功效。近体诗韵律协调、诗法谨严，篇幅相对短小，适合初学入手；下可与蒙学属对的功课衔接，上可应对科举试诗的要求，自然有其存续空间。
直到科举和试律行将废止之际，以律诗诵读和属对训练为中心的蒙学诗课，在民间仍然颇为普遍。郭沫若（光绪十八年生）追记发蒙时所读书有“《三字经》、司空图的‘诗品’、唐诗、《千家诗》”，随后才进入五经和古文，“做对子是六岁开始的，做试帖诗是七岁开始的”。[71]光绪三十年（1904）舒新城（光绪十九年生）在湖南乡间上私塾，其时科考已经废弃四书文和试帖诗，但功课却“仍是习八股文和应制诗”，每日饭后乘凉“对对”，“经过一二个月，再出题教我们作第一联的两句诗”。[72]私塾和学堂之外，传统社会儿童学诗的另一重要来源是家庭（特别是母、姊）的化育。赵元任（光绪十九年生）儿时“晚上多半儿还要念诗，诗全是我母亲教的”，主要吟诵《唐诗三百首》。[73]俞平伯（光绪二十六年生）则在四岁时由长姊教诵唐人诗句“《三百首》之类”。[74]此外，还有自学者：张恨水（光绪二十一年生）十一岁时“莫名其妙地爱上了《千家诗》，要求先生教给我读诗”，后来又要被要求试律，却不懂平仄，“只有拿了一部诗韵死翻。就这样填鸭式的，在半年之内，我搞懂了平仄。而对《千家诗》，也更觉有味了”。[75]从律诗和属对入门的诗教习俗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胡适（光绪十七年生）十六岁转入中国公学之时，“偶然翻读吴汝纶选的一种古文读本，其中第四册全是古诗歌……看了这些乐府歌辞和五七言诗歌，才知道诗歌原来是这样自由的，才知道做诗原来不必先学对仗”。[76]
光绪末江楚书局刊刻的《小学堂诗歌》四卷，正可看作试律废止以后诗教习俗依旧延续的一个标本。该书也是目前所见唯一在癸卯学制“读古诗歌法”思路之外的清末诗歌教科书。除了卷首所署“江楚书局”四字牌记，其他编刊信息均付阙如。光绪二十七年秋，为应对新学堂教科书的需求，张之洞、刘坤一创办江楚编译官书局，以缪荃孙为总纂。《小学堂诗歌》亦有出自缪氏的传说。[77]1934年《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附录《教科书之发刊概况》，则有光绪二十九年“江楚编译官书局出版……木版本《小学堂用诗歌》四卷”的记载。[78]查《艺风老人日记》，此前一年缪荃孙曾与其门人交接《姚选五七言绝》、《万首绝句》、《今体诗》、两种《三体诗》、《小学弦歌》等诗歌选本。[79]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缪氏又在日记中明确提到其门人“梁慕韩来，交去《小学诗歌》”。[80]
《小学堂诗歌》共选诗229题，其中唐诗206题，按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四体，依次分为四卷。[81]所选几乎纯为近体，并不符合“读古诗歌”课程专取谣谚、乐府、古体的规定，在清末诗歌教科书中颇形独异。[82]作为新体教科书，亦未采用早先选本圈点、批校等形式，仅在每篇诗后增加一段解说，类似“说诗”体例。其解说内容兼包训诂名物、字句意蕴、诗法格律、意境兴象等，往往袭取此前选本或别集的评注，而加以改写。《小学堂诗歌》解说中明确提及的前人选本，有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徐增《说唐诗》、何焯批点《唐贤三体诗句法》三种。其中何批仅出现一次，似是偶及。[83]来自《说唐诗》的内容集中在前两卷，援引最多的还属《唐诗别裁集》。有时亦加以驳正：编者在开卷第一首卢照邻《曲池荷》诗后，即指摘沈德潜“抱才不遇，早年零落”之说，以为“似于‘君不知’三字未理会”；解读张说《蜀道后期》中“客心争日月”一句，则谓“徐而庵（增）谓与日月争速，细按之已过当”。[84]明引或明驳之外，解说中更多有暗袭之处。如评韦承庆《南行别弟》“断句以自然为宗，此种最是难道”，评王建《行宫》“‘说玄宗’仍不说玄宗长短，故佳”等，皆袭自《唐诗别裁集》。[85]此类不著出处的蹈袭之例甚多。除了沈、徐二选，清初王尧衢的《古唐诗合解》也是《小学堂诗歌》评注的一大材源。但四卷解说中绝未提及此书，可能与当时人认知中《古唐诗合解》的“俗本”印象有关。[86]
近时学者研讨清代唐诗选本，常在《唐诗别裁集》之类主持风雅的大家名选与《古唐诗合解》、《唐诗三百首》等用于蒙学的“普及型选本”之间作出区分。[87]二者的选家层次、编选宗旨、选篇侧重确实各有不同。《小学堂诗歌》却尝试将之融为一炉，不无寓提高于普及的用意。更重要的是，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在编撰之初，就以“求诗教之本原”为旨归[88]，且久已为蒙学诗选所取资。前引胡本渊《唐诗近体》便自陈“诗后注解多取沈文慤《别裁》，较王尧衢之穿凿大相径庭”[89]；同治间罗汝怀在《唐诗三百首》基础上增选《唐诗六百编》，亦多引沈氏评语。[90]《小学堂诗歌》的创造，还在于将沈德潜反对“自立意见”而提倡“略示轨途”、“意味自出”的只言片语，并列于徐增、王尧衢选本中与之大相径庭的“穿凿附会”、“悠谬支离”之说。[91]徐、王、沈三人皆著籍吴中，所传诗学脉络本不无交集，此种“混搭”或亦表现了编者的诗学史敏感。
徐增的《说唐诗》和王尧衢的《古唐诗合解》均继承了金圣叹以来“分解”说诗的方法，可视为晚明诗文评选风气的流衍。[92]《小学堂诗歌》对“分解”之说殊少响应。其来自徐、王二选的影响，主要是说诗口气和批评态度。试对照徐增《说唐诗》与《小学堂诗歌》对同一首白居易《闺怨词》的解说为例：
箔，簾也。闺人终夜无眠，只将泪眼向珠箔纱窗上熬练工夫。始则淡笼寒月，是初睡时冷落情形；继则背置晓灯，是乍醒时凄凉况味。且孤月残灯，愁人下泪物也。自夜至晓，簌簌不休，巾子上那一点不是血痕，就是那一点不化春冰。却为何说是“一半”？要知初睡时夜未深，是巾上宿渍之泪；乍醒时天渐晓，是巾上新沾之泪。宿者已冷，故成冰；新者尚温，故未成冰。算来恰好是一半光景。若谓笼统皆是春冰，便无分寸。诗人不作痴语，所以擅场。“春冰”二字甚哀艳，似借薛夜来入魏宫时，唾壶盛泪化为红冰事。（《小学堂诗歌》卷一，第11b-12a页）
“珠箔笼寒月”，室中映得空洞，是夜间将睡去的凄凉；“纱窗背晓灯”，床头耿耿如豆，是晓来将醒时的凄凉。月与灯，皆愁人下泪物也。“夜来”，是从夜以至天晓，巾上总有一夜之泪。为何又说“一半是春冰”？那一半却是甚么？盖既云夜来，则巾上有一半隔宿之泪，有一半新下之泪，隔宿之泪已冷，故成冰；新下之泪尚温，故未成冰也。“一半”二字妙绝，而庵拈出来，供人一笑。（徐增《说唐诗》卷八）[93]
较之徐增的率性说诗，《小学堂诗歌》作为教科书必须考虑教学实际，多出了解释字义和典故的部分。除此之外，中间大段串说则全从《说唐诗》脱化；尤其是提出“一半是春冰”何以“一半”的问题，正是“而庵拈出来”的独得之秘。前人称赞徐增说诗的风格是“见此九曲珠，必欲穿此九曲孔，将此性灵来看古人之诗，则古人之性灵所载自见……如身化为蚁，衔线穿九曲珠，盘盘旋旋，转转折折，高高下下，尽力钻研，津关方透”。[94]此段说诗非但为诗人写心，设想“外设形影”背后的“内藏线路”，更设身于诗人所写闺妇之所见，自问自答，说明“有一半隔宿之泪，有一半新下之泪”，令诗意显豁无馀。在解说刘禹锡《饮酒看牡丹》“但愁花有语，不为老人开”二句时，徐增又化身刘梦得，设问：“今日正是人厌弃我之日，何故却在牡丹花前饮酒？”于是有“梦得多遭折磨，见花亦有戒心”等一番揣度。[95]对此，《小学堂诗歌》亦全部照搬，代入刘禹锡声口云：“今日正是弃我之时，我乃饮酒看牡丹，不已傎欤？然亦在我甘心而已。……但虑牡丹解语，不肯假借我。”[96]受到《说唐诗》的影响，此种设问引导，说之唯恐不尽，甚至化身作者、代入第一人称的“说诗”口气，在《小学堂诗歌》中屡见不鲜。
徐增《说唐诗》“正为世之不识字而作与不识字而选，诸下下人说，匪为识字人得上乘最上乘说”，故其“说多近俚，而不雅驯”。[97]前引《闺怨诗》解说即多用“的”、“甚么”等白话助词，两个“凄凉”反复诉说。说诗文体的显白，照理最能迎合清末新教育家强调儿童心理、提倡白话启蒙的主张。但到《小学堂诗歌》中，对应段落语句却重新趋于文雅，“睡去的凄凉”、“醒来的凄凉”成了“冷落情形”、“凄凉况味”。又如《小学堂诗歌》卷三选许浑《客有卜居不遂薄游秦陇因题》一诗，解说取自《古唐诗合解》。王尧衢原解从“客”的境遇立说：“客无房子住，情况无聊，乃遥望五侯甲第如云，因作想曰：‘有房子的如此其多’，而卜居不遂，能无怨怅！”[98]可谓千古同慨，以白话出之，相当醒目。至《小学堂诗歌》挪用其说，似嫌字句太过浅俗，遂将同样意绪改写为“无家之客，凄然自念，颇难为怀”十二字。[99]说诗文体的重新文雅化，再次印证清末教育舆论虽揭橥“白话”、“国语”为鹄的，但落实到教育实践和教科书编纂，则往往回向“浅近文言”的趋势。
《小学堂诗歌》选杜甫29题48首（集中在律诗）、李白37题44首，韩愈10题11首、李商隐16题16首（集中在七律）。这些大家的入选篇目中，有一部分很少见于流行的诗学选本。详审其解说、题注文字的来源便可发现，对于以上四家，编者利用的资源主要不是来自选本，而是颇采录前人的别集评注本：如其解杜诗多援引浦起龙《读杜心解》与杨伦《杜诗镜铨》，解说中虽时而引及“钱笺”、“仇注”和《杜臆》，实则都是从浦、杨二本转录。李白诗注解采王琦《李太白集注》为多，韩愈诗采廖莹中《东雅堂昌黎集注》，李商隐诗的解说则主要袭自冯浩的《玉溪生诗笺注》。[100]
这些来自别集注本的资源，对《小学堂诗歌》的解诗风格也有潜在影响。以杜诗评注为例，浦、杨二本注重“篇法”、“章法”的指摘，《小学堂诗歌》卷三解《房兵曹胡马》、《画鹰》、《得舍弟消息二首》、《铜瓶》、《观猎》诸篇，即多属意于“承上分注”、“起结往复”等“炼局”之法。[101]别集注本还提供了一般选本不尽具备的训诂、名物、地志等方面的详解，对一些诗句的把握也更为体贴。如杜甫《咏怀古迹》其五“万古云霄一羽毛”一句，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从旧说，以为“云霄羽毛，犹鸾凤高翔，状其（诸葛亮）才品之不可及也。”[102]《读杜心解》却针锋相对地指出：“旧解以云霄一羽作‘鸾凤高翔’，几不成句，且使全神俱失。”[103]《杜诗镜铨》更据焦竑《笔乘》发挥：“世徒以三分功业相矜，不知屈处偏隅，其胸中蕴抱，百未一展，万古而下所及见者，特云霄之一羽毛耳”，进而断言“旧解多支离”。[104]《小学堂诗歌》综合浦、杨二家，亦以“旧注”为“支离”。[105]当然，采取注本亦未必盲从。李商隐《锦瑟》一诗历来解说纷纭，冯浩注主“悼亡”之说。《小学堂诗歌》解说则谓：“是皆以字句求之也。古人伤老感逝，每有无端之慨，悼亡之义近似，而不必以弦柱证之。……千古慧业文人，自有一种伤心怀抱，钝根安足语此？”[106]堪称通达之论。
作为清末的新式学堂课本，《小学堂诗歌》解说中偶尔也会流露些许时代特色。如其解李白《渡荆门送别》“云生结海楼”句，在引用《史记》、《国史补》出典后，不忘补充“今日光学家言”，解释海市蜃楼是自然现象而“非真有仙境”。[107]注李商隐《马嵬》诗中“九州”，既引邹衍大九州说，复“证以今日五洲”[108]。韩琮《暮春浐水送别》有“暮云宫阙古今情”之句，解云：“暮云宫阙，古今人情所依恋，即爱国之心也。”[109]“爱国心”在清末也是一个新名词，光绪二十八年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便曾“遍访名家叩‘爱国心’之说”[110]。不过，就全部解说来看，这些新学语只是作为点缀偶露峥嵘。
整体而言，《小学堂诗歌》以清代诗教选本和诗集评注为材源，探索童蒙说诗的口气与语体，仍在传统诗学、诗教的范围内。而专注于近体律绝，注重体会诗学内在法度的倾向，更与癸卯学制以“古诗歌”为教化工具的理念格格不入。《小学堂诗歌》卷二多录李白七绝，《宣城见杜鹃花》诗后有一段案语，是难得的编者自白：“七绝至太白，仙才濬发，往往别辟灵境，有不可以寻常蹊径求者，读之令人眉飞色舞，但觉飘然不群而已。多录之，俾初学开益性灵。”[111]最后的“开益性灵”四字，提示清末“诗教”本亦有可能在伦常纲纪或国民道德之外，开掘出一种立足诗学本位的价值。惜乎其为潮流所掩，学堂教育中的“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局限于“文章”。
馀论
宣统元年（1909）三月，学部变通中学堂课程，“乐歌”被列为随意科目，要求“择五七言古诗歌，词旨雅正、音节谐和、足以发舒志气、涵养性情、篇幅不甚长者，于一星期内酌加一二小时教之”[112]。按其实际，仍是敷演癸卯学制的“读古诗歌法”，不过已不再寄于修身科之下，而是独立成科。辛亥鼎革以后，单列的“读古诗歌”课程在学制中已绝迹，却仍有个别教师“于小学校、师范学校修身时，参教诗歌，以增兴味”。[113]19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贾丰臻编《修身诗教》，是继李元度《小学弦歌》后，又一部按“伦类”分卷的蒙学诗选。然而世易时移，儒教的三纲六纪已被新式伦理学框架取代。贾氏书设“为己”、“家庭”、“社会”、“国家”四章，每章下设若干节；如“为己”章下为勉学、立身、知足、廉洁、勤俭、杂戒六节，每节选诗数首。自汉人《陌上桑》、古乐府《长歌行》直至清末民初《军人新乐府》、《四时从军乐》等，共收诗106题，适用范围“除修身外，作为国文教授或参考之资，亦未尝不可”。[114]
随着音乐学科的确立和儒教修身的式微，清末这段“古诗歌”开课的历程迅速被教育新潮淹没。与之相对，《小学堂诗歌》偏向诗法性灵，其所代表的蒙学诗课传统，到民国时代仍在各种私塾和学堂中延续。其书也有一定程度的流传，得到丁福保、周作人等晚近名流的收藏。[115]1952年初，周作人在《语文教学》发表短文，建议中学生从古诗入手学习文言；并说他提出这个意见，正是来自江楚书局《小学堂诗歌》的启发。[116]周氏撰写此文的本意，是要反对向来学文从散文（韩愈以下所谓“古文”）入手的方式，指出诗歌形式的教学优势，“只是多用实字堆叠下去，除字义外极少特殊的语法需要说明的”，实已触及近代创兴新学以来长期以文章为文学教育中心的偏颇。
无论是立足“有益风化”，还是追求“开益性灵”，清末新教育传承古诗歌的两条进路各有深远的学术渊源。从道学家、心学家的复古诗论到明清之际的说诗评点，直至有清一代各个层次的诗歌选本，学制规划者与民间教科书编者为了激活古典诗歌的近代教育价值，取材可谓不遗馀力，而其影响终究有限。除了功利化兴学思路的限制，士大夫诗学与基层蒙学诗课的取向并不完全同步，科举试诗的污名化及其废止，都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清中叶以来，诗风渐趋宋调，或者回向“汉魏六朝”；趋新者则在“古风格”中加入“新语词”、“新意境”。这些诗学新变，在基层诗教与诗选中虽不无体现，却尚未形成主流。到清末规划新学制之时，为了与行将废止的科举试诗划清界限，又刻意排除词章维度的诗法训练，压制作诗，规避律体。表面上假托“诗乐合一”的复古意识，摆出古典诗教与西洋乐教融合的姿态，实则抽空古诗的质料，使之成为空洞的宣教工具。正如黄节指出的，“风化”之“义”的达成，正有赖于“性灵”之“辞”的感发，惟有作诗方能促进读诗，诗教的“义”与“辞”本不可析分。
清末学制单列“古诗歌”课程的这段史实，在近代新式教育兴起的过程中，或许只是无足轻重的插曲，最终也未能造就一个新的诗教传统。然而，考察其背景、缘起与兴废，对于理解清末民初文学词章在整个知识结构中的位置，进而反思晚清以降新式文学教育的性质与偏至，却有不容抹杀的意义。在古典诗教式微的同时，另一种“诗教”也正在展开——趋新士人从事于新体歌诀、韵言、乐歌、军歌的写作，以之为新知识和新国民意识的传播媒介。惟其着眼点在当下创作，已逸出“古诗歌”教育的范围。
注释：
[①][作者简介]陆胤，1982年7月生于江苏苏州，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100871）。
[②]梁启超撰、孙家鼐等奏《大学堂章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30页。
[③]张之洞《劝学篇·守约》，《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30页。
[④]梁启超《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摺》，《知新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稍后，张之洞、陈宝箴等督抚上奏科举新章，亦主张废止乡会试、朝考和各种考差中的“诗赋小楷”，如有应奉文字之需，则按考试南书房、考试中书例临时加试即可。参见张之洞、陈宝箴《妥议科举新章摺》（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前揭《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308-1309页。
[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第24册，第241页。
[⑥]吴汝纶《答傅润沅》（戊戌六月廿八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203-205页。
[⑦]吴汝纶《与陆伯奎学使》（辛丑九月十七日），《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374、377页。吴汝纶方案中大学亦设“诗”一门，仍读王、姚二选：“五古读阮公、二谢、鲍，七古读李、韩、黄诸公，五律读杜，七律读小李杜及宋诗”；至二十岁以后入“中国专门学”，则读各种总集、别集，可见其有完整的诗学课程设计。见前揭书，第378页
[⑧]《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京师大学堂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刊本。
[⑨]康有为《论幼学》，《康有为全集》第1册，第60页。
[⑩]张鹤龄拟稿《京师大学堂编书处章程》，《经济丛编》第9册，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
[⑪]无锡三等公学堂《蒙学读本全书》二编，上海文明书局光绪二十八年石印本，卷首“约恉”第1b页。
[⑫]详见黄兴涛、曾建立《清末新式学堂的伦理教育与伦理教科书探论——兼论现代伦理学学科在中国的兴起》，《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⑬]王植善《叙》，王立才《初等国文教授》，上海育材书塾编辑处光绪二十八年石印本，卷首“叙”第4a页。
[⑭]见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283、274、251页。
[⑮]张之洞、张百熙、荣庆《奏定学务纲要》，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499-501页。
[⑯]参见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5页；栗永清《知识生产与学科规训——晚清以来中国文学学科史探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页。
[⑰]分别见《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奏定中学堂章程》、《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308-309、322、334、415页。
[⑱]同前注书，第303、317页。
[⑲]梁启超《论学校五（变法通议三之五）·幼学》，《时务报》第16册，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
[⑳]松林纯孝〔孝纯〕译《日本小学校章程》，《蒙学报》第22期，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八日。
[21]张缉光《致汪康年》五，《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第1622页。
[22]《奏定学务纲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507页。
[23]光绪三十年直隶学校司批复高朔、蒋荫春所呈唱歌教本，即指出歌词宗旨不当，应按奏定章程选入陈弘谋《养正遗规》所选诗歌及其他“古诗歌”。可见《中小学堂读古诗歌法》要求对唱歌课程的潜在影响。光绪三十一年前后，安徽芜湖县绅创办的襄垣小学堂遭本省学务处申斥，有一条理由就是单设音乐课：“定章……已将读有益风化之古诗歌列入修身功课之内，毋庸另设专科”，则“读古诗歌”课程的存在，已妨碍到音乐课的引进。分别见《学校司详各属蒙小学堂增入唱歌一门并呈歌词文并批》，光绪三十年四月十五日《大公报》；《学务处章程之顽固》，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廿九日《申报》。
[24]息霜（李叔同）《呜呼！词章！》，《音乐小杂志》（东京）第1期，丙午（1906）正月二十日。
[25]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308页。
[26]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卷一，《四部丛刊续编》影印元刊本，第7b-8a页。
[27]见叶采集解，程水龙校注《近思录集解》卷十二，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75页
[28]朱熹《答巩仲至》四，《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5页。
[29]朱熹尝揭示理学家作诗“真味发溢”与常人“思量诗句”之不同：“作诗间以数句适怀亦不妨，但不用多作，盖便是陷溺尔。当其不应事时，平淡自摄，岂不胜如思量诗句？至如真味发溢，又却与寻常好吟者不同。”见《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前揭《朱子全书》第18册，第4332页。
[30]参见余英时《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发微》，载其所著《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158-214页；丁为祥《从“得君行道”到“觉民行道”——阳明“良知学”对道德理性的落实与推进》，《学术月刊》2017年第5期。
[31]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学生书局1983年版，第276-277页。按：王阳明对歌咏形式的关注实与明代文人歌诗风习有关，参见孙之梅《明代歌诗考——兼论明代诗学的歌诗品质》，《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另外，胡琦对王阳明一系歌诗的“九声四气法”亦有详细辨证，见其所撰《知识与技艺：明儒歌法考》，《文艺研究》2021年第7期。
[32]陈荣捷《王阳明传习录详注集评》，第278页。
[33]吕坤《实政录》卷三，王国轩、王秀梅整理《吕坤全集》（中），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993页。
[34]此外，王阳明的训蒙说在清末获得了外来教育学说的印证，可能也是其受到重视的一大因素。如当时颇为流行的原亮三郎《内外教育小史》一书，即推崇阳明所论“有与近时欧美教育家之宗旨符合者”。见沈紘译《内外教育小史》，《教育丛书初编》光绪二十七年铅印本，上册第18b页。
[35]关于陈弘谋对王阳明、吕坤思想的接受，参见罗威廉（William T. Rowe）著，陈乃宣等译《救世——陈弘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中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182页。罗氏尤其指出吕坤“几乎肯定是对陈弘谋的生活和思想有最大影响的人物”，见前揭书第179页。
[36]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328、406页。
[37]在《养正遗规补编》所录《王文成训蒙教约》篇后，附有从汪薇《诗伦》中选出“歌诗”二十题，但其中“朱子四时读书乐”四首并不见于《诗伦》，或为陈氏自选。见陈弘谋撰，苏丽娟点校《五种遗规》，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70-78页。
[38]见汪薇《诗伦·凡例》，《四库未收书辑刊》第10辑第30册影印康熙间寒木堂刻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02页。
[39]吴瞻淇识语，同前注书，第184页。
[40]李元度《小学弦歌·序》，文昌书局光绪八年秋月重刊本，卷首第2a页。
[41]目前可见者，如刘永亭《小学弦歌节钞》（都门文德斋光绪三十一年刻本）、周子秀《小学弦歌选本》（民国间刻本）、周学熙《小学弦歌约选》（民国间周氏师古堂刻本）等。
[42]参见李寿萱《五朝诗铎》，叙州府学署光绪十四年孟冬月刻本，“凡例”第1a页。
[43]《答巩仲至》四，前揭《朱子全书》第23册，第3095页。
[44]蒋维乔等《最新国文教科书教授法》第6册，商务印书馆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三版铅印本，第40b页。
[45]学部《奏陈教育宗旨摺》（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一日），《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545页。
[46]参见朱树人编辑，沈恩孚、夏曰琖校订《初等小学国文教授本》第6册，中国图书公司宣统二年十一月初版铅印本，第26b—27b页。
[47]《新学会社书目提要》，上海新学会社铅印本（出版年不明），第13-14页。
[48]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初二至初八日、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初七日《时报》，“广告”栏。季家珍（Joan Judge）曾指出《时报》的定位介于“官”与“民”之间，体现了清末“新兴中间阶层”的重要性。参见其所著《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晚清中国的改革文化》，王樊一婧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13页。
[49]参见邹振环《新学会社与〈旅顺实战记〉的译刊》，《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18辑，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33页。
[50]孙振麒编辑，庄景仲校订《女学修身古诗歌》后编，上海新学会社光绪三十二年四月铅印本，第3a、6a、10b页。
[51]同前注书，第18b页。
[52]同前注书，第5b、22b、13a页。
[53]见《学部官报》第66期“审定书目”，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廿一日。
[54]参见李韶清编《顺德黄晦闻先生年谱》，附载黄节《蒹葭楼自定诗稿原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1-288页。
[55]黄节编纂《古诗歌读本》，宣统元年八月上海国学保存社铅印本，卷首“序”第1a页。任序又见《国粹学报》第61期，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56]同前注书，卷首“序”第2a页。
[57]同前注书，“例略”第2a页。
[58]如杨维桢《宋忠臣》诗后评语，《诗伦》原作“自古革命之际”，《古诗歌读本》改为“自古鼎革之初”。见前揭《古诗歌读本》卷一，第4b页。
[59]谭嗣同著，张玉亮校《仁学（汇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第98页。
[60]《古诗歌读本》卷一，第19a页。黄节曾区别“孔学”与“君学”，参见黄晦闻《孔学君学辩》，《政艺通报》丁未第1-2号，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五日、二月初一日。
[61]见黄节《诗学讲习所讲义录·诗学源流》，《广州大典》第38辑第3册影印宣统二年粤东编译公司铅印本，广州出版社2008年版，第719页。按：此段“其失在不学作诗”之前数句，北大讲义本作“夫《诗》三百篇，学子童而习之。然闻其义而忽其辞，则不能引诸吾身”，已将批评清末学制的时代背景刊落。见黄节撰，张寅彭校点《诗学》，《民国诗话丛编》第二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89页。
[62]黄节《文学史概·叙论》：“夫千古之文章，每与千古之世运为转移……若夫徵古今文章之变迁沿革，而推求其因果得失者，此则文学史之大观也。”按：黄节《文学史概》铅印本及钞本（残），均藏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铅印本下书口署“宁城县前街台城公司承印”，出版时间不明，但从书中称“国朝”并避清讳的情形来看，当是清末所作。
[63]见前揭《诗学讲习所讲义录·诗学源流》，《广州大典》影印本，第721、725页。关于黄节各时期诗学宗尚的变化，参见左鹏军《岭表诗坛一代宗师黄节》，载《岭峤春秋——黄节研究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8-69页。
[64]参见左松涛《近代中国的私塾与学堂之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04-286页。
[65]参见张志公《传统蒙学教育初探（附蒙学书目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第92-106页。
[66]详见蒋寅《科举试诗对清代诗学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0期。
[67]洪都百炼生（刘鹗）《老残游记》卷七，《绣像小说》第13号，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初一日（？）。
[68]《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第5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影印本，第184页。
[69]见《胡愚溪先生原序》，胡本渊评选《唐诗近体》，南京李光明庄光绪十七年题刻本，卷首第1a页。
[70]引自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447页。
[71]郭沫若《我的学生时代》，《野草》第4卷第3期，1942年6月15日。
[72]舒新城《我和教育：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1893-1928）》，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3-24页。
[73]赵元任《早年回忆·上学念书》，季剑青编译《赵元任早年自传》，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57-58页。
[74]孙玉蓉《俞平伯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页；俞平伯《遥夜闺思引·跋语》，《俞平伯全集》第1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499页。据俞氏他处回忆：“我小时候还没有废科举，虽然父亲（俞陛云）做诗，但并不给我讲诗，也不让我念诗；平时专门背经书，是为了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可知“父教”的科举经书和传自母、姊的诗歌“杂学”之间，犹有严格界限。见《关于治学问和做文章》（1985），前揭《俞平伯全集》第2卷，第813页。
[75]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张占国，魏守忠编《张恨水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3页。
[76]见胡适《四十自述》，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卷，第85、87页。按：今见吴汝纶编选的各种古文选本似并无附录诗歌者。清末曾有一种题署“陈太仆（兆伦）、吴京卿（汝纶）评”的《古文词略读本》行世（有北京宏道学社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初版铅印本），实为梅曾亮《古文词略》的一个汇评节本（陈兆伦为康乾间人，有《陈太仆批选八家文钞》传世；所“评”自非道咸间梅曾亮选的《古文词略》本身，而是在梅选所收古文中汇录此前陈兆伦的评语）。其书第四册卷二十一以下即为诗歌，仅选歌谣、乐府、古体，与胡适描述相符。疑胡适所见，即为此种。
[77]周作人曾在《中学读古诗的意见》一文中提到：“那是一部木版大本的书，上下两册，光绪年间江楚编译局所刻，书名是《小学堂诗歌》。据说那是缪荃孙所编，虽然并未署名。”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千百年眼》，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第751页。
[78]见《教科书之发刊概况》，载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教育杂录”，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第119页。
[79]参见《缪荃孙全集·日记二》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七日、九月廿四日、十一月廿七日条下，第165、203、212页。但须注意的是，缪氏日记中提到的这些诗学选本，并非《小学堂诗歌》主要材源（详下文），故其与编纂诗歌教科书是否有联系，亦未可确定。
[80]《缪荃孙全集·日记二》，第428页。
[81]《小学堂诗歌》的体例有不尽统一之处，如卷一“五言绝句”选唐、宋、元、明四代诗，似是通代诗选的设计；但二、三、四卷却仅选唐人，最终成为一部唐诗为主的选本。又如卷二“七言绝句”选王勃至戎昱59题，卷三前半又重选王昌龄至郑谷七绝23题（卷三后半则为五律），分卷亦似未经整饬。另外，所选206题唐诗中，也夹杂有“太上隐者”《答人》等“伪唐诗”。这些地方，都显示《小学堂诗歌》的成书可能比较仓促。
[82]按《小学堂诗歌》所选七言绝句中含有少量乐府诗，编者对乐府与绝句的区别甚为明晰。刘禹锡《竹枝词》题下按语云；“乐府视七绝诗体裁有别，而《竹枝》等类，义本陈风，尤为自然之音节，因登数则，以见其概。”见《小学堂诗歌》卷二，第50a页。
[83]见《小学堂诗歌》卷二，第6b-7b页。
[84]分别见《小学堂诗歌》卷一，第1a、2b-3a页。
[85]同前注，第1b、11a页；参见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06、628页。按：《唐诗别裁集》列此《行宫》诗于王建名下，题下加注：“一作元稹诗”，《小学堂诗歌》承之。
[86]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刊行的一份《幼学分年日程》，就将《古唐诗合解》、《千家诗》同归入“俗谬不可读”之列，而与《古诗源》、《唐诗三百首》相区别。见陈惟彦《幼学分年日程》，韩锡铎编《中华蒙学集成》，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9页。
[87]参见韩胜《清代唐诗选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1页。
[88]沈德潜《原序》，《唐诗别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卷首第1页。
[89]《唐诗近体目录》后附合州周氏评语，见前揭《唐诗近体》卷首。
[90]参见《唐诗选本提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434页。
[91]徐增、王尧衢、沈德潜三人皆著籍苏州，沈德潜早年学诗于叶燮，叶燮《原诗》也被认为“对王尧衢的诗学观有着重要的影响”，三人的诗学脉络或不无交集。参见詹福瑞《王尧衢〈古唐诗合解〉的宗唐倾向及选诗标准》，《文学遗产》2001年第1期。
[92]参见蒋寅《徐增对金圣叹诗学的继承和修正》，《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93]徐增著，樊维纲校注《说唐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96-197页。下划线为著者后加，下同。
[94]李图南《而庵先生说唐诗序》，前揭《说唐诗》卷首，第6-7页。
[95]前揭《说唐诗》卷八，第194页。
[96]《小学堂诗歌》卷一，第10b页。
[97]陈签《而庵说唐诗序》，《说唐诗》卷首，第4页。
[98]王尧衢选注，黄熙年等点校《古唐诗合解》卷十，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284页。
[99]《小学堂诗歌》卷三，第11a页。
[100]在蒙学诗选中援引别集评注，也是较为普遍的做法。章夑《唐诗三百首注疏条款》即提到其注解书中“李白、杜甫诗，皆遵王琦、仇兆鳌而二先生注释。其馀诸公或解一二者，亦采入之，或有总解，俱附后”。见吴绍烈、周艺校点《唐诗三百首注疏》，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卷首第7页。
[101]见《小学堂诗歌》卷三，第25a-26a、28a、39a、41b页。
[102]见前揭《唐诗别裁集》卷十四，第462页。仇兆鳌《杜诗详注》引元俞浙：“‘一羽毛’如鸾凤高翔，独步云霄，无与为匹也。”见《杜诗详注》卷十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06页。
[103]浦起龙《读杜心解》卷四之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59页。
[104]杨伦《杜诗镜铨》卷十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第653页。
[105]《小学堂诗歌》卷四，第20a页
[106]《小学堂诗歌》卷四，第30a-30b页。
[107]《小学堂诗歌》卷三，第20b页。
[108]《小学堂诗歌》卷四，第36a页。
[109]《小学堂诗歌》卷三，第12a页。
[110]吴振麟录《贵族院议员伊泽修二氏谈片》，《东游丛录》卷四，《吴汝纶全集》第3册，第795页。
[111]《小学堂诗歌》卷二，第35b页。
[112]学部《奏变通中学堂课程分为文科实科摺》（宣统元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565、568页。将“古诗歌”直接改造为音乐学科的舆论背景，还可参看庄俞《教育琐谈》，《教育杂志》第1年第4期，宣统元年三月廿五日。
[113]贾丰臻《修身诗教·序》，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卷首第1页。
[114]贾丰臻《修身诗教·凡例》，同前注书，卷首第2页。
[115]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小学堂诗歌》二册，卷首有“丁福保鉴藏经籍图书”、“震旦大学图书馆丁氏文库”二印；又周作人藏《小学堂诗歌》一册（卷一、二），内封钤“一篑轩”印，卷首有“苦雨斋藏书印”、“知堂老人”二印。
[116]前揭《周作人文类编·千百年眼》，第749-753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