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鲁迅与瞿秋白--文史--中国作家网

“读典有识”——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鲁迅与瞿秋白

来源：《雨花》　|　阎晶明　　2022年10月17日14:31

这是一个无法更改的标题，以下所有的讲述，都是为了证明，这句话不可替代、不可转移。

1932年11月，鲁迅从上海回到北京探亲，同时应邀前往北京师范大学演讲。据当时的学生事后回忆，为此“校园沸腾了”，原定的礼堂无法容纳蜂拥而至的听众，不得不临时改为露天演讲。这应该也是鲁迅演讲史上最隆重热烈的一次。

但这种“待遇”并不是从来就有。1912年，鲁迅刚到北京，“鲁迅”这个名字其实还需要再等6年时间才会诞生。那时的周树人，不过是北洋政府教育部的一名小公务员。为了传播美育，他到社会上去开办讲座。据日记记载，总共讲了五次，一次因为下雨，教室没有开门，而听众最多的一次也不过二十人，最少的一次只有一个人，但不管听众多少，鲁迅都坚持讲完。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体验，当事者都应坦然、欣然接受。其实，对于演讲者、授课者抑或交流者来说，听众的多少自然是体现其号召力、影响力的一个方面，但未必是最重要的。我们从来担心的是知音难觅，庆幸的是人生得一知己，为此而欣慰“足矣”。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当年赠予瞿秋白的一副联语。这副联语真切表达了二人之间深厚的、不可替代的情谊，见证了鲁迅对瞿秋白的高度信任与激赏。

鲁迅与瞿秋白（未完成）徐悲鸿油画

可是，为什么是瞿秋白独享鲁迅知己这一殊荣？要说挚友亲朋，鲁迅一生中相遇、相知的可以列举很多。除了年龄，交往上也是如此。从往来密切程度和时间长度讲，比瞿秋白排名靠前者大有人在。“五许”就是一例。鲁迅在世时，曾有一种说法，即鲁迅同姓许的人容易谈得来。其中有同乡、学生许钦文，许钦文的妹妹许羡苏，鲁迅研究宗教的好友、教育部同事许丹（许季上），更有终生挚友许寿裳，最亲密的伴侣许广平。许广平无需多言。许寿裳应是同鲁迅友情最深的好友了。他们是绍兴同乡，一起在日本留学，许寿裳先回国，后介绍鲁迅到杭州教书，继而向蔡元培推荐，使鲁迅进入教育部，北上北京，从此开启了不平凡的人生。许寿裳帮助鲁迅很多，始终同鲁迅保持着密切联系，直至成为鲁迅研究者、传记作者。然而，1932年才得以见面相识、与自己年龄相差18岁之多的瞿秋白，却成了世人皆知的知己。个中缘由，着实令人好奇，引人琢磨。

鲁迅与瞿秋白的交往，产生出很多故事，可以评说的角度很多，那是一部大书。本文就想寻找其中的一些侧面，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是瞿秋白成为了鲁迅的知己。

一、神交：“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

1899年出生的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他曾于1927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书记。后因受王明排挤，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1931年至1933年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化工作。这一时期，瞿秋白专注于自己热爱的文学，又通过左联做了大量“革命+文学”的工作。由此，瞿秋白与鲁迅有了实际往来，留下一段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

瞿秋白早在五四时期就走到了新文学的前沿。他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之一。那时的鲁迅，一定也是知晓这个名字的，但二人的确没有任何往来。1923年1月，瞿秋白从苏联回国后，曾经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过讲演，倒是许广平对年轻的瞿秋白留有深刻印象。“留着长头发，长面孔，讲演起来头发掉下来就往上一扬的神气还深深记得。那时是一位英气勃勃青年宣传鼓动员的模样。”（许广平《鲁迅回忆录》）

这一段佳话同样是从神交开启。时间是1931年。神交的第一要素，是各自对对方才华的欣赏。

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谈到，1931年5月初的某天，他携带刚刚出版的左联刊物《前哨》第一期去访茅盾，恰好遇到了瞿秋白、杨之华夫妇。瞿秋白一读《前哨》上的鲁迅文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发出了激赏似的感叹：“写得好，究竟是鲁迅！”

瞿秋白对鲁迅文章的赞许不难理解，鲁迅对瞿秋白的欣赏倒让人好奇。冯雪峰谈到，他曾把瞿秋白对鲁迅通过日文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意见转达给鲁迅本人，“鲁迅并不先回答和解释，而是怕错过机会似的急忙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体现了鲁迅对瞿秋白天赋与才能的赏识。

从冯雪峰的文章里，我们可以知道，鲁迅对瞿秋白的才华经常赞不绝口。不仅认可其翻译水平，对瞿秋白的杂文和论文也欣赏有加。同冯雪峰交谈时，评价瞿秋白的杂文“尖锐，明白，‘真有才华’。”“何苦（瞿秋白别名——引者注）的文章，明白畅晓，真是可佩服的。”对于瞿秋白的论文，鲁迅则认为：“真是皇皇大论！国内文艺界，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

作为青年和晚辈，瞿秋白对鲁迅的文学才华可以用敬仰来定位。在两人见面之前的“神交”阶段，瞿秋白每次见到冯雪峰，都会“鲁迅，鲁迅”地说个没完。而谈到杂文以及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观察与分析，瞿秋白总是服膺于鲁迅：“鲁迅看问题实在深刻”。

神交的第二要素，是相互激赏中的坦率真诚。为什么鲁迅与瞿秋白年龄相差很大，并无见面机缘，却仿佛“见字如晤”“一见如故”？用冯雪峰的话说，两人并未见过面，事务性的往来，大半由冯雪峰做中间人传达，“但他们中的友谊却早已经很深了”。虽然只是间接的交往，“鲁迅先生早已经把秋白同志当作自己多年的老朋友看待了”。而瞿秋白呢，更是直接地表达：“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其情可感。

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神交境界，我的理解是，他们各自对对方文学才华赞赏的同时，也时常能坦诚地表达自己对具体的写作行为及作品的看法，直率地提出不同的意见。鲁迅是这样，瞿秋白也一样。瞿秋白第一次激赏鲁迅发表在《前哨》上的文章时，也指出，文中“战叫”一词，如果别人念出来，听众是听不懂的。而鲁迅的反应是，瞿秋白直接从原文翻译，的确会更精准。鲁迅通过冯雪峰请瞿秋白用俄文翻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被解放的唐·吉诃德》，虽然鲁迅之前已通过日语转译过。而译文在《北斗》发表时，又附了瞿秋白自己撰写、以编者名义的一段声明：“……找到了一本新的版本，比洛文先生（指鲁迅——引者注）原来的那一本有些不同，和原本俄文完全吻合，所以由易嘉（指瞿秋白——引者注）从头译起。”1931年12月5日，瞿秋白致信鲁迅，畅谈翻译问题。他还在信中就鲁迅转译自日译本的《毁灭》（法捷耶夫）存在的问题给予直接指陈。在讲完自认为的问题之后，瞿秋白写道：“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地说着，仿佛自称自赞的。对于一般庸俗的人，这自然是‘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是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常人认为刻薄的鲁迅，瞿秋白却天然地相信是知己之交。

《前哨》杂志

作为鲁迅一方，对年轻的瞿秋白在写作上的表现当然也会提出坦诚的意见。比如他认为瞿的杂文“深刻性不够、少含蓄、第二遍读起来就有‘一览无余’的感觉”。

在相互欣赏中又各自可以提出对对方的意见及更高期许，这正是真正的友谊所需要和必备的要素。最重要的是，他们都虚怀若谷，坦然听取和接受对方的意见。鲁迅对瞿秋白杂文的意见，瞿秋白“自己也承认”。而瞿秋白对鲁迅杂文具有建议性的看法，鲁迅也认为，“分析是对的。以前就没有人这样批评过。”冯雪峰说，鲁迅谈到此时，“态度是愉快而严肃的”。“愉快而严肃”，真是准确表达了他们二人真诚“相见”的风范与境界。

神交的第三个要素，我认为是观点的一致和精神上的相互信任。如果说鲁迅和瞿秋白的友谊从一开始就是“平起平坐”的平等关系，而非一个自认导师，另一个甘愿膜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他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观点总是天然地一致，精神上又互相信任，没有芥蒂。从这一点来说，“知己”的味道就充分彰显出来了。可以说，许寿裳是鲁迅的老友，但可能还不是对谈的“对手”。甚至可以妄说，从文学才华的角度讲，二者其实是不对等的。瞿秋白年轻许多，但他早已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而且位居中共党内领导地位，对社会、历史的分析和看法，革命的实际经验，都是鲁迅知晓的。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之间的往来和对话，天然的具有对等意味。

事实也是如此。瞿秋白在上海时直接参与并领导左联工作。用冯雪峰的话说，瞿秋白领导左联，并非来自组织的决定和任命，而是他自己出于对革命事业的责任和对文学的热爱所致。1928年以来，太阳社和创造社在有关革命文学的问题上，与鲁迅存在分歧，有过论争。鲁迅也正是在此背景下认真阅读并翻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希望从中寻找正确的、科学的理论，以求得中国革命文艺能朝着正确的道路发展。在努力使左联从左倾错误路线摆脱出来的过程中，瞿秋白起到了鲁迅这个非党员无法起到的作用。据茅盾回忆，鲁迅虽是左联主帅，但由于政治身份所致，“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瞿秋白的出现非常及时，“他在党员中的威望和他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使得党员们人人折服。”“所以当他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加之他对鲁迅的充分信赖和支持，就使得鲁迅如虎添翼。”（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

文学才能上的相互欣赏，对革命文学认识和理解上的相同，在领导左翼文学事业上的相得益彰，这种默契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任，才应该是鲁迅与瞿秋白可以超越年龄、身份的界线，在精神上走到一起的根本原因。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中，瞿秋白称鲁迅为“敬爱的同志”，鲁迅的回信则写道：“敬爱的J.K.同志。”这是他们在多方面默契和高度一致后得出的结果，是志同道合与充分信任的象征，是神交的最高境界。

二、相识：话语无边的对谈

同居上海，神交已久，却无缘得见。瞿秋白特殊的政治身份是造成这种情形的重要原因。时至1932年，应当是初夏时节，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去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拜访鲁迅许广平。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果然不出所料，二人一见如故，交流顺畅，话题不断，仿佛是失散多年的亲人一般。据同在现场的许广平回忆：“鲁迅和瞿秋白一开始相见就真像鱼遇着水，融洽自然。”（许广平《秋白同志和鲁迅相处的时候》）“鲁迅对这一位稀客，款待之如久别重逢有许多话要说的老朋友，又如毫无隔阂的亲人骨肉一样，真是至亲相见，不须拘礼的样子。”（许广平《瞿秋白和鲁迅》）

在许广平的回忆中，他们谈得特别投机，“从日常生活，战争带来的不安定，彼此的遭遇，到文学战线上的情况，都一个接一个地滔滔不绝无话不谈，生怕时光过去得太快了似的。”而且，“为了庆贺这一次的会见，虽然秋白同志身体欠佳，也破例小饮些酒，下午彼此也放弃了午睡。还有许多说不完的话要倾心交谈哩，但是夜幕催人，没奈何只得分别了。”（同上）

这一次访问，开启了两人之间的“线下”交往。9月1日上午，鲁迅许广平携海婴到瞿秋白家中作客，又是一场停不下来的对话。这次的谈话主题主要围绕瞿秋白所写的文字改革方案。就有关语文改革和文字发音的问题反复讨论。

瞿秋白在上海期间，基本上过的是东躲西藏的生活。从初始的茅盾家里，到冯雪峰等介绍租住在进步人士谢澹如处，再到同冯雪峰合住，以及避居其他一些机构内，瞿秋白抱着病躯颠沛流离。

这期间，他还曾三次到鲁迅家中避难。

第一次是1932年11月。瞿秋白杨之华来到鲁迅家中，正值鲁迅北上北平探亲。许广平把家中唯一的双人床让出。鲁迅这次省亲一直到29日，在北师大做完演讲后开始返程。那次演讲就是本文开篇所述的风雨操场经历。第二天回到沪上家中，见到瞿秋白夫妇，又是一次愉快的相处。“看到他们两人谈不完的话语，就像电影胶卷似的连续不断地涌现出来，实在融洽之极。”（许广平语）这一次避难，大约经历了一个多月时间。12月7日，瞿秋白手抄自己青年时的一首七绝赠予鲁迅。诗曰：

雪意凄其心惘然，

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

犹折梅花伴醉眠。

12月9日，他又以高价购买一套玩具赠予海婴。据鲁迅日记，这套玩具名叫“积铁成象”，类似于积木玩具。据瞿秋白的外甥、学者王铁仙论述，这次避难大概止于12月25日左右。是陈云亲自到鲁迅寓所，“送瞿秋白到党的一机关去住。”王铁仙借陈云在1936年10月写的《一个深晚》一文的描述道：“鲁迅向秋白同志说：‘今晚你平安的到达那里以后，明天叫××（雪峰）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当我们下半只楼梯的时候，回头去望望，鲁迅和女主人还在楼梯目送我们，看他那副庄严而带着忧愁的脸色上，表现出非常担心我们安全的神气。”（1980年5月3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

第二次避难是在1933年2月。这次避居，成就了一本书，即鲁迅与瞿秋白合编，署鲁迅笔名乐雯，由鲁迅作序的《萧伯纳在上海》。

第三次避难则是在1933年7月下半月。本来，瞿秋白夫妇在鲁迅的努力和内山完造的协调下，已于3月住进了相对安全、离鲁迅居住的拉摩斯公寓不远的东照里（冯雪峰称是日照里），到4月11日，鲁迅一家搬到了大陆新村，与瞿秋白的住处仅隔一条马路，往来就更加密切频繁。大约住到6月初瞿秋白又搬出东照里，去冯雪峰处居住。据冯雪峰记述，这一改变是因为瞿秋白想离党的机构更近，更方便为党做事写文章。但很快就被发现，必须迅速搬出。这就有了瞿秋白第三次到鲁迅家中避难的经历。那是7月下半月某天，已是夜半时分，鲁迅一家被敲门声惊醒，是瞿秋白独自避难而来。再过一些时辰，敲门声又起，是杨之华紧急赶来。不说这二人的安危和可能带来的风险，单说瞿秋白夫妇深夜分别来鲁迅家中避难，若不是知己，有谁能如此不见外呢？

直到1934年1月离开上海奔赴瑞金苏区工作，瞿秋白不知多少次与鲁迅互访，尤其是到鲁迅家中避难，他们之间也因这不平凡的岁月加深了情谊并经受了考验。瞿秋白临行前仍然来向鲁迅道别。1月4日晚，瞿秋白来到鲁迅家。鲁迅一定预感到未来见面很难，这注定会是一次长久的离别。鲁迅让出床铺，自己和许广平则在地板上搭铺休息。他以这样的方式“稍尽友情于万一”（许广平语）。1月9日，鲁迅收到瞿秋白临行前写给他的信。28日，又收到瞿秋白告知将要到达苏区的信。

这里必须要穿插的是，瞿秋白夫妇住进东照里后，把一间小小的亭子间装饰得颇有家庭模样。而最为烘托气氛的，应该是把鲁迅手书并赠送的那副联语挂在了墙壁上。那副联语，是从清人何瓦琴（本名何溱）语而来。联曰：

凝冰道兄属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洛文录何瓦琴句

“凝冰”，是瞿秋白用过的名字。因为鲁迅，本来知晓者并不多的何瓦琴及其两句话，从此流传开来，直至成为表达友情的经典名句。这两句话同时也成为鲁迅瞿秋白知己之情的专属用句。以致我写这篇文章时，标题似乎已经不可能再有他选。

要说知己佳话，莫过于此。

三、合作：用文字并肩战斗

友情建立于对许多问题共同的认知，在翻译、创作、著述方面的相互欣赏和信任。鲁迅与瞿秋白之间也的确有多次合作的经历，这既是知己之情的见证，也是加强和巩固这种情谊的实践途径。虽然两人年龄差距大，认识时间晚，交往时间短，但在著述方面留下的合作佳话，在鲁迅这一面都是最多的，更不用说瞿秋白了。

他们合作撰写杂文。鲁迅是杂文家，他是现代杂文的首创者，也是这种文体达到最高峰的集大成者。但我们不能忘记一个背景，鲁迅的杂文，不但为被讽刺的人们所憎恨，也让一些高雅人士不以为然，甚至还有人或假意或当真地认为，鲁迅的杂文写作耽误了他在小说创作上可能达到的更高成就。

瞿秋白是鲁迅杂文写作的坚定的支持者，他本人也是擅写杂文的文学家。当然，从杂文写作的意义上讲，瞿秋白无疑只是鲁迅的学生。可就是这样一位学生辈的人，竟然有多次和鲁迅合作撰写杂文的机会。这些杂文多数由瞿秋白在两人讨论的基础上写成，经过鲁迅的修改而定稿，用鲁迅的笔名发表。它们大多收入到鲁迅的杂文集当中，证明鲁迅认可这些杂文是自己的作品。那是鲁迅与瞿秋白居住更近，往来最频繁的时期。1933年6月起，署名洛文的杂文不时在上海的报纸上出现。计有《王道诗话》《伸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内外》《透底》《大观园的人才》《中国文与中国人》《关于女人》《真假堂吉诃德》等十二篇。这些杂文包含着他们对同一问题的一致态度，凝结着二人杂文写作上的心血和技巧。这些杂文由许广平誊抄后，以鲁迅笔名寄给报刊发表。

对于这一写作经历，许广平曾回忆说：“在他和鲁迅见面的时候，就把他想到的腹稿讲出来，经过两人交换意见，有时候会补充或变换内容，然后由他执笔写出。他下笔很迅速，住在我们家里时，每天午饭后至下午二三时为休息时间，我们为了他的身体健康，都不去打扰他。到时候了，他自己开门出来，往往笑吟吟地带着牺牲午睡写的短文一二篇，给鲁迅来看。鲁迅看后，每每无限惊叹于他的文情并茂的新作是那么精美绝伦，其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已经达到了那个历史时期杂文的高峰，堪与鲁迅并驾齐驱，成为领袖群伦的大手笔。”

这种合作经历，在鲁迅创作史上恐怕是唯一的。那么，为什么是瞿秋白写的杂文，鲁迅修改后以自己的笔名发表，特别是收入自己的杂文集中？首先它们的确是二人共同心血的结果，其次是事先的约定，再其次，鲁迅是为保护瞿秋白特殊的红色政治身份而刻意如此。事实上，他们合作的杂文共有十四篇，还有两篇《〈子夜〉和国货年》《“儿时”》也以鲁迅笔名发表，但并未经鲁迅修改，所以也没有收入自己的杂文集。两人合作的杂文，《瞿秋白文集》也有收入，则是瞿写而未经鲁迅修改的形态（此说见王铁仙《瞿秋白文学评传》）。将二者进行对读，应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他们曾合作编书。1932年，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萧伯纳到访上海。这次访问由宋庆龄负责接待，蔡元培、林语堂等沪上文化名人齐聚宋宅与其会面。鲁迅是由蔡元培的车子接去见面的。这次一天不到的来访产生了很大轰动。我本人曾对此有过一篇专文《一次闪访引发的舆论风暴——鲁迅与萧伯纳》。萧伯纳的这次访问，留下很多趣事。其中之一，是在其离开上海后，鲁迅与瞿秋白合力编了一本《萧伯纳在上海》。因为萧伯纳来访期间，瞿秋白正在鲁迅家中避居，朝夕相处也为共同合作提供了条件。

《萧伯纳在上海》，署为“乐雯剪贴翻译并编校”。乐雯原是鲁迅的笔名。书中收入了萧伯纳来访前后上海各报的各种相互矛盾、众说不一的报道与评论。由鲁迅作序，1932年3月由野草书屋出版。鲁迅的序文写得辛辣而妙趣横生。其中特别强调，编译此书的主要用意，是把它“当作一面平面镜子，在这里，可以看看真的萧伯纳和各种人物自己的原形。”

《萧伯纳在上海》

他们都为对方编选了文集。而这种编选，不但体现了各自对对方创作成就的高度认可，更可以见出发自心灵深处的理解和思想精神上的共识。瞿秋白编选《鲁迅杂感选集》是两人在上海往来密切时期。鲁迅多次无私地、冒着极高的危险救助瞿秋白，不只是接纳避难，在经济上也尽其所能给予援手。对此，瞿秋白充满感激。无以回报之下，他想到了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编选一本《鲁迅杂感选集》。他曾对夫人杨之华表示：“我感到很对不起鲁迅，从前他送我的书我都在机关的时候失去了，这次我可要有系统地阅读他的书，并且为他的书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杨之华《〈《鲁迅杂感集》序言〉是怎样产生的》，《语文学习》1958年第1期）

比编书、选文更重要的是，瞿秋白为此写下了长达17000字的序文。这是最早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价鲁迅思想与创作的经典文献。这篇长文证明，以鲁迅目光如炬的判断力，认定瞿秋白为知己是有道理的。因为瞿的文章中对鲁迅的评价，句句入得鲁迅内心，颇具感应。一些论断直至今天都具有定论性的高度。比如：“可是，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是的，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法所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华盖集》正续编里的杂感，不过是攻击个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经大知道陈西滢等类人物的履历，所以不觉得很大的兴趣。其实，不但陈西滢，就是章士钊（孤桐）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典型。”可以说，这些论述不但精辟准确，而且都是知心之论。这些观点，同时代的绝大多数人不但难以解析，甚至还是一些人误读、攻击鲁迅的论点。

瞿秋白最后对鲁迅杂文的特质做了高度凝练的概括：第一，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第二，是“韧”的战斗。第三，是反自由主义。第四，是反虚伪的精神。他认为：“这是鲁迅——文学家的鲁迅，思想家的鲁迅的最主要的精神。他的现实主义，他的打硬仗，他的反中庸的主张，都是用这种真实，这种反虚伪做基础。”

对鲁迅杂文的知心精解，站在革命立场上的高度概括，让鲁迅非常佩服和感动。在收到《鲁迅杂感选集》的版税后，鲁迅马上就将二百元编辑费全部付与了瞿秋白，以帮助他度过在上海的艰难时日。

鲁迅也为瞿秋白编了文选，那是瞿秋白牺牲后的事了。

四、知己：一种无私的情怀

瞿秋白前往苏区途中和到达之后，都保持着跟鲁迅的通讯。得到平安信息，鲁迅为之欣慰。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肺病日益严重，辗转中在福建长汀被捕。6月18日，瞿秋白从容就义。

鲁迅始终惦念瞿秋白的安危。开始时也很为身边失去这样一位才俊感到遗憾。1934年3月4日，他致信萧三说：“它兄（指瞿秋白——引者注）到乡下（江西瑞金——引者注）去了，地僻，不能通邮，来信已交其太太看过，但她大约不久也要赴乡下去了，倘兄寄来原文书籍，除英德文者外，我们这里已无人能看，暂时可以不必寄了。”1935年1月6日，他致信曹靖华：“它嫂平安，惟它兄仆仆道途，不知身体如何耳。”

瞿秋白在没有暴露身份的情形下，写信向鲁迅求救。“鲁迅曾设法筹款，计划开一铺子，以作铺保去保释瞿秋白，未成功。”（王铁仙《瞿秋白文学评传》）由于叛徒告密，瞿秋白于5月身份暴露。消息传来，鲁迅“一直木然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头也抬不起来。”（杨之华《忆秋白》）之后，鲁迅仍然试图进行营救，均以无望告终。1935年5月17日，他在致胡风的信中暗示最坏结果：“那消息是万分的确的，真是可惜得很。从此引伸开来，也许还有事，也许竟没有。”5月22日，致曹靖华信说：“它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许君已南来，详情或当托其面谈。”这里的“许君”，是指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希望他能通过蔡元培营救瞿秋白。眼看营救无望，6月11日，又致信曹靖华说：“它兄的事，是已经结束了，此时还有何话可说。”

瞿秋白的牺牲给鲁迅带来极深的悲痛。一直到是年12月19日，鲁迅在致曹靖华的信中还在暗示：“史兄（指瞿秋白—引者注）病故后，史嫂由其母家接去，云当旅行。”许广平回忆：“秋白逝世以后，鲁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悲痛不已，甚至连执笔写字也振作不起来。”

但鲁迅是清醒的，他很快就从激愤与哀伤中振作起来。6月下旬，在自己深受病痛折磨的过程中，抱病筹划出版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10月起，亲自着手编辑。“下午编瞿氏《述林》起”（10月22日日记）。从集资、编辑、校对，到封面、装帧设计甚至挑选纸张，鲁迅都亲自过问，亲自来做。由于国内无法公开出版，他请内山完造将书稿寄送到日本出版。《海上述林》分上下卷，封面印有鲁迅亲笔写的三个拉丁字母“STR”（瞿秋白笔名史铁儿），以及“诸夏怀霜社校印”字样，这是鲁迅起定的名称，意指华夏儿女怀念瞿秋白（瞿秋白亦名瞿霜）。

鲁迅在病重中写下书讯，从中表达出对一位知己的高度评价：

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其中《写实主义文学论》与《高尔基论文选集》两种，尤为煌煌巨制。此外论说，亦无一不佳，足以益人，足以传世。

鲁迅还亲自拟定赠书名单，让更多人分享。这份名单中，就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远在延安的中共领导人。

鲁迅编辑、出版《海上述林》，让人想起瞿秋白编选、出版《鲁迅杂感选集》。鲁迅自己也这样动情地表达过：“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冯雪峰《回忆鲁迅》）这句话，正是仿用了瞿秋白的狱中宣言：“我的躯体可以被毁灭，但我的灵魂我的革命精神是永存的！”

1936年8月27日，鲁迅信告曹靖华：“它兄集上卷已在装订，不久可成，曾见样本，颇好，倘其生存，见之当亦高兴，而今竟已归土，哀哉。”而对下卷的出版，鲁迅也是多方催促，希望书稿“从速结束，我也算了却一事，比较的觉得轻松也。”（1936年8月31日致茅盾）。直到逝世前两天的1936年10月17日，鲁迅仍然惦记着下卷的出版。

佳话总免不了遗憾，鲁迅生前并未能看到下卷的出版发行。对于后世读者来说，故事已经足够圆满。两人之间天然的好感，相互的欣赏，相见后的一见如故，共同合作的振奋，毫无芥蒂的信任，一别之后的惦念，相互间无私的帮助，各自为对方所做的默默的工作，都让人感受到一种美好的人间友情。由此可说，鲁迅写下那句“知己”名言，一定是深思熟虑，绝无二致的友情表达。

鲁迅与瞿秋白，是一个难以穷尽的话题。他们从神交到相识到合作到惦念，始终未有过失望，是真正的知己之交。他们的交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更是基于共同追求与理想的心灵共振，是值得铭记和弘扬的人间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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