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关于后期鲁迅与左翼革命的话题，既往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从革命的角度出发，将后期鲁迅视为“左转”的结果，以20世纪30年代“左联盟主”［1］的形象为起点，探究鲁迅与左翼的共性，重点批判国民党反动派，由此建构的实际是“党的左翼”传统，它主要流行于80年代之前［2］；二是从鲁迅的角度出发，将左翼和“左联”分离，凸显“横站的同路人”形象，努力建构的是“鲁迅左翼”传统，它出现在80年代之后，这是一个批判知识分子的鲁迅形象，尤其重视左翼革命内部的批判［3］。但如此一来，“党的左翼”和 “鲁迅左翼”就形成了明显的二元对立，实际割裂了鲁迅和革命的关系，这与后期鲁迅的实际情况严重不符。

回顾鲁迅的最后十年，会发现既往研究的两种思路各有道理也各有缺陷，鲁迅加入“左联”无疑说明了他的革命追求，但他坚持“横站”成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又体现出他对于左翼革命有自己的理解。而这尤其表现在30年代中前期鲁迅对《自由谈》杂文的重视上，作为一个左翼革命作家，他为何会在一个非左翼的报刊上发表作品，并且坚持这么久，发表这么多呢？实际上，在“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4］眼中，鲁迅此举无异于与反革命分子在“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这种做法把左翼革命“变成‘戟门坝上的儿戏’了”［5］，是“调和派”的错误行为［6］。因为在经典的左翼革命理论中，无产阶级的主体是工人阶级，革命的中心是在城市发动革命，所以要将整个力量集中在组织工会领导工人罢工上，而“左联”也应该重视组织工农兵通信员运动、壁报运动，以及扩大对贫民大众的文化教育工作等。

作为“左联”盟主的鲁迅，何以没有执行左翼城市革命的路线，反而执着于在一份通俗报刊上进行文学活动，还表示“决不以偶一不登而放笔”［7］？不仅如此，为何《自由谈》的杂文还被同时代人评价为帮助落入低谷的“左联”“开一生路”［8］？显然，《自由谈》杂文体现出鲁迅对通俗报刊、市民阶层、思想革命和上海都会的重视，而这背后则是他与“左联”乃至当时共产党内主流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同看法，“上海”到底是一个革命者眼中的“城市”，还是鲁迅眼中的“都会”，无产阶级革命到底是一场“城市革命”，还是“都会革命”？这都浓缩在《自由谈》杂文写作中，因而本文试图以其为媒介和症候，来深入探究鲁迅的“都会革命”观［9］。

一 “报系文人”批判与通俗报刊的媒介革命

1932年黎烈文接手《自由谈》后，便托请郁达夫邀请鲁迅为栏目写文章。不过，鲁迅并未立即响应，他并非不知道《申报》的重要性，早在1931年在社会科学研究会演讲时，他就说《申报》60年前就能以小说创作引领时代潮流，“上海过去的文艺，开始的是《申报》”［10］，但他犹豫的是《自由谈》的小报趣味。《申报》是“大报”，而随着市民文化需求的增加，大报也吸收小报的趣味性，“遂有《申报》的《自由谈》，《新闻报》的《快活林》，《时报》的《余兴》与《小时报》，那时候，副刊便成为大报里的小报了”［11］。看到黎烈文接任后的《幕前致词》和组稿风格都显示出“进步”［12］态度，再加之1933初鲁迅出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执行委员，为了营救黄平等人，他只能争取一切地方发声，以此为契机，他在1933年1月24日写稿正式加入了《自由谈》。

考虑到《自由谈》是革新的副刊，鲁迅起初完全按照自己理解的革新方式投稿，但很快就意识到革新的不适。副刊有“国家大事，概不与闻”［13］的传统，而鲁迅却大谈古物搬迁、学生避难等政治事件，虽然这些面目一新的时政批评文符合国难形势，深受读者欢迎，可是却引发了小报作者群体的不满。他们以黎烈文终止张资平《时代与爱的歧路》的连载制造了鲁迅“抢饭碗”的讹传。此事虽然与鲁迅无关，可《晶报》《庸报》《醒民时报》《新蜀报》等小报，均传言是受到他的指使，而且还影射是“左联”介入，导致《自由谈》也跟着被中伤，投稿才刚满两个月，他就对李小峰说“《自由谈》我想未必会做得很长久”［14］。

其实，早在1925年，徐旭生就跟鲁迅提议办一份给“民众和小学校的学生”看的“通俗的小日报”来推进“思想革命”，但鲁迅以先“从智识阶级”去“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为由拒绝。当然，潜在的也包括鲁迅不愿意“存学者的良心”，而“有市侩的手段”［15］。对那些小报流言，鲁迅打算一避了之，可是造谣生事者却把他带来的救亡话题视为商机越演越烈，他不得已只能回应，由此开始卷入争端。先是曾今可在其主编的《新时代》上鼓吹“解放词”，再是王慈为《大晚报》副刊写应景文章，“提倡辣椒救国”，但被鲁迅戳穿了他们追求“文学自由”的虚伪。眼看着曾今可和王慈都没有销路，张若谷开始在《大晚报》揭批前田河广一郎、谷崎润一郎、金子洋文等日本作家的“恶癖”，一面把自己塑造为一个反日的形象，另一面又以自己作为文人的示范。但在鲁迅看来，张若谷谈“文人无行”不过是避重就轻，他的真正问题是“文人无文”，和那些嘴上说“枕戈待旦”和“誓死抵抗”，然后“看见一百多个敌兵就逃走了”的“武人不武”是一样的［16］。

这群小报文人还不仅仅是鲁迅所反感的“通俗”，其实老海派的“通俗”反而没有市场，比如周瘦鹃哪怕是另辟副刊《春秋》，也被人嘲笑为“陈腐的老调”［17］，和他同代的人也难以再从事写作，“如叶小凤、姚鹓雏投身以入政治界，天虚我生改业为牙粉与化妆品之制造家，恽铁樵改业为医生，王钝根改业为广告家，张枕绿改业为信封信笺之制造者，张舍我改业为人寿保险人，严芙荪改无可改，遽去而卖卜，持一闷葫芦，以糊其口”［18］。新一代的小报文人即便“卖文是很不容易的”［19］也不改行，为了克服失业的困窘，他们更实用性地对待文字，兼谈通俗与政治的文人们结成一种无形的站队，而且流动作战，并不成派，可以为报纸背后的资本系统提供不同服务，抛弃个体游戏式的小报传统，热衷于群体谋食式的都会新潮，形成不同于老海派的报系文人。

所以鲁迅对张若谷在《大晚报》的标榜予以否认，他说“好像他们吸风饮露，带了自己的家私来给社会服务的志士”，但更重要的是得问问他们的“东家是谁”［20］。《大晚报》的创办，主要是因为1932年淞沪战事爆发，中日两军在上海近郊激战，市民极度渴望有一份传播当天战讯的晚报，它和《时事新报》、《申报》电讯社、《大陆报》构成孔祥熙的四社，由于“经济上兜得转比较有办法，因此《大晚报》的寿命，在望平街上是最长的一家”［21］。也正因此，鲁迅才讽刺其宣扬“既非商办，又非官办，则在报界里是很难得的”，意指张若谷等人的“文人”作秀其实是给“员外”卖力，这和鲁迅怒怼王慈的“止哭文学”是一致的。

实际上，《大晚报》的副刊《辣椒与橄榄》和复兴社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辣椒救国”也不是文人新招，而是附和当时的“联合共管”，目的在于打击苏联的共产主义。已有研究中，往往将鲁迅在上海和报系文人的论战，理解为针对“洋场文人”的国内斗争，近年来还有一些学者为报系文人澄清身份，解释鲁迅所攻击的只是其一部分而非全体［22］。这就误解了鲁迅批判它们的根源，他的批判并不取决于被批判对象此前此后的言行变化，而是在当时的环境中他们的文字所发挥的作用。鲁迅说《大晚报》的宣传，并非是给泥水匠那样的无产者阅读，因为泥水匠没有识字能力，更不可能有抗辩能力，所以《大晚报》之类的报纸，并不是没有阶层分化的意识，恰恰相反，他们压抑着无产阶级，声张的是统治阶层以及统治背后的国际势力的利益。

在经过几次交锋之后，双方最终撕破了脸，鲁迅为此做了报系文人的系列评议：第一，文人造谣并非单纯地制造文坛混乱，比如张若谷在《大晚报》上写“新儒林史婆汉迷”表面看来是丑化郭沫若，实则是对左翼文人的挑衅［23］；第二，他们无孔不入地破坏左翼，也并非真的为了反对共产主义而捍卫自己的信仰，比如杨邨人同样可以为了名利，改善同“左联”的关系［24］；第三，“礼拜五派”的文人忌惮“左联”，又眼热左翼文学在上海的卖座，所以随时准备好借苏联和日本来污名化“左联”［25］，至于选苏联还是日本，就取决于国际形势的变化。

鲁迅看到报系文人谋私的行径，其本质是维护都会新的政治格局，他批判“文人无文”，也是试图通过这种虚拟空间的“地盘战”［26］，去争夺现实世界的阶级力量。然而，报系文人群体的出现和扩大，令鲁迅也倍觉困顿，他多次以“海上文摊”［27］来抨击这种一切皆可买卖的现象，但不幸的是，他自己也逃不掉这种商业逻辑的编排。《艺术新闻》1933年第二期上甚至开辟了有奖征答，让读者去猜测鲁迅的“三嘘”究竟是哪三位［28］，而公布答案的过程，无形中也造成了对鲁迅“嘘”本义的消解。在这些报系文人那里，任何严肃的问题都会被他们化作戏谑，鲁迅和他们进行对抗，连他自己也被媒体消费。进一步说，争夺“地盘”的媒介革命与都会生活的紧密关联，使得政治也成为一种消费，因而如何从政治消费中突围，是他继续《自由谈》写作必然要面临的批判难题。

二 “拾荒”叙事与都会新闻的政治性揭露

与报系文人的论战，用鲁迅自己的话说，“原想嬉皮笑脸，而仍剑拔弩张”［29］，这种战术源于他对争论的话题总想一辩真假，就像他引用《正面文章反看法》一文中表达“等着看事实”［30］的愿望。但事实上，通俗报纸上的争辩并不遵循真理越辩越明的原则。报系文人擅长使话题模糊化，他们一方面把鲁迅装扮成和自己一样的买卖人，另一方面又给鲁迅扣上“宣传赤化”的帽子，这样的叫卖和攻击既能发挥话题的围观效应，又能掩饰新闻的政治立场。鲁迅虽然看到了报系文人为解决生存危机而不断膨胀的倒卖心理，但他无力在畸形的媒体消费空间里区别恶性倒卖和正常买卖的差异。从根本上来说，鲁迅试图采用“文人无文”的讽刺来争夺通俗媒介的话语权变得越来越艰难，因为报系文人考虑的是调动读者猎奇心理，文章拐弯抹角地呈现出来的不过是虚像，所以鲁迅无法通过驳倒并不存在的事实去找到真相，只能把读者的好奇心从那种虚像中移开。

如何转移读者对虚像的好奇心，鲁迅发明了一种方法：“拾荒”。这实际上也是他和报系文人的共同创造，因为他捡拾的正是后者产出并扔弃的。鲁迅说他刚到上海的时候，就发现“新闻记事的章回小说化”，对于“惨事”要说得“海式的有趣”，对于“失势”则加以“赏玩的奚落”［31］。而到他为《自由谈》写作的时候，报系文人已经把那种老海派的做法发展到新的阶段：“人间的或社会的无论怎样的问题，都不能提起感兴”，除了新闻还可“惹起一点论争”［32］。报系文人垄断都会视听的方法便是加快新闻的生产速度，同时，淘汰速度也变得更快。当时的上海小报从三日一出改到一日一出，新创刊的也不在少数，于是，小报界自然是弃旧闻如敝履。面对旧闻，鲁迅却说“这不过是一些拉杂的文章，为‘文学家’所不屑道。然而这样的文字，现在却也并不多，而且‘拾荒’的人们，也还能从中检出东西来，我因此相信这书的暂时的生存”［33］。而且，他把自己视为先于别人的“拾荒”者，用“剪刀和笔”来保存“琐闻”，“剪下的材料”［34］不但作为“备考”和“附录”，甚至构成《后记》的主体。当读者看完鲁迅从铺天盖地的报纸上摘录新闻原文，拼接重组，用“引文”构成的“正文”之后，自然就会发现所谓的“社会新闻”后面隐藏着的“小心思”。比如《社会新闻》先是报导瞿秋白“病死乡间”，钱杏邨写“悔过书”；继而报导作家在北平待不下去了，逃往上海；又由于杨杏佛被刺，上海作家大撤退，鲁迅怕死躲到青岛，陈望道也一会在西湖一会去莫干山。分开看，每一条新闻的发布都极其公义，可是合在一起的结论便是左翼文人溃不成军，并且披着新闻的外衣炮制假新闻的节奏正好对应着《自由谈》进步文章的高涨势头。《后记》通过一个一个片断的拼贴叙述，新闻位于原初报上的意义就被剥离和颠覆，同时，将原先报文对普通读者形成的那种震慑感覆盖掉，连《社会新闻》的编辑也不得不承认鲁迅杀了一个“回马枪”［35］，另外一些报纸舆论表现出对《后记》这条“尾巴”的愤恨和忌惮，也从侧面显示出鲁迅的战法卓有成效。

鲁迅为什么要把与之相关的“故实”“粘成一本书”？［36］这其实与他的发表环境密切相关，新闻造就的纸上世界正变得像《推背图》一样难以看到真实，即便有真实的片段，很快也会沦为造假的材料，所以与其费力刨问事实去澄清说明，莫如把构成新闻的种种要素呈现出来。他首先打捞的是一些“奇诡”的新闻，以“古香斋”［37］栏目为例，鲁迅指出“禁穿长衫令”［38］“禁女人养雄犬文”［39］这类博人眼球的新闻“人们看惯，渐渐以为平常”［40］，这些眼花缭乱的新闻不但养成了一般读者的依赖性，而且毫无营养的内容还败坏了读者的胃口，使得原本丰富的味觉变得单一。“老式的叙事艺术由新闻报道代替，由诉诸感官的报道代替，这反映了经验的日益萎缩”［41］。鲁迅以“拾荒”的姿态面对那些刻意遮蔽政治立场的都会新闻，但并不停留在政治性的揭露层面，而是更进一步去解读报文熏陶读者口味的过程和手段。他说竭尽所能铺陈与演绎让人不看“怕要死不瞑目”［42］的新闻，久而久之都会沦为“正经的”“平淡的”对象。而看上去“正经的”“平淡的”生活化的新闻，改变的恰恰是市民的阅读经验，以及由这种阅读经验塑造的生活经验，市民以为自己看到全是都会实况报导，但其实是被新闻媒体剪裁的都会，是一个“去政治化”之后的都会。

实际上，通俗报纸赖以为生的正是这种特定新闻，譬如《社会新闻》就毫不避讳“重金征稿”，“每条五角至五元”，“但务须精彩确实”［43］。颇为特别的是，“文化党政秘闻”栏目里面，不但涉及张闻天、秦邦宪、潘汉年等中共人士，也包括国民党内反对派李济深、蔡廷锴等人，与左翼成员构成一个奇怪的组合。报纸编辑总是让各类新闻、异闻和趣闻都摆出中立无害的姿态，但最终制造出的“救国爱国团体为掩护之游民运动”“由左而赤”“红色恐怖队”等政治话语风行于各种小报，所谓来自苏联的“锈烂镰刀”、日本的“间谍机关”、匪区的“红色暴动”比帝国侵略者更可怕，这些流行语渐渐成为了都会生活的信条。在这种情况下，既无法与始作俑者去辩解，更无力阻止各种报纸盲目跟风，因此鲁迅没有选择以对抗的方式揭批压抑个人的权威话语，而是频繁借用政治新闻和娱乐新闻，但这种借用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把反差最大的新闻编在一起来制造张力，动摇字里行间正在传递的意识形态。

于是，鲁迅也把目光投向通俗报纸上引人入胜的新闻，从新闻如何改变市民读者的政治感觉入手，反转了新闻隐秘的政治性。比如他以上海艺华影片公司、良友图书公司、光华书局、神州国光社被捣毁的报道为对象，把《大美晚报》《大晚报》连续多日关于此事件的新闻并置一处，发现一方面新闻详述所谓的暴徒破坏设施，更有危及性命安全的恐怖，另一方面却闪烁其词讲电影界拒演赤色电影、出版界拒售左倾书籍，有关两方面的联系和真正的内幕却语焉不详。他通过“剪报”放大这些“琐闻”引文之间的差异性，从而使读者从对谣言本身的关注转移到对谣言机制的关注。鲁迅和通俗报纸的关系渐渐变为后者不断制造刺激性新闻，他则用这些新闻构成杂文的重要元素，甚至杂文本身也因之具有“新闻性”，由此更富有可读性，但翻新新闻的视角消解了原报文的刺激性。

不过，这种“拾荒”的策略也很快被嗅觉灵敏的报系文人察觉到了，他们取笑鲁迅把文坛变为“擂台”，是“擂台上的霸王”［44］，并且用“小文章”来泼“拾荒”式杂文的污水，说“一九三三年真要变成一个小文章年头了”［45］。报系文人企图通过这种嘲弄，使鲁迅放弃这种他们惯用的通俗化写作方式，但这恰恰证明了鲁迅“拾荒”和他们的区别。他们害怕暴露“小文章”的本质是“‘用词句’来保障统治阶级的统治”［46］，报系文章并非是小而无害，一切“秘闻”以“‘公开的’形式”［47］，却是致力于“再生产出它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臣服或这种意识形态的‘实践’”［48］。而鲁迅的“拾荒”是让人关注到被新闻系统控制与专制的都会，“反新闻书写”的杂文虽小且杂，却是文学形式的试验，释放出了强大的政治潜能。值得一提的是，“拾荒”这一形式原本是鲁迅恢复市民经验的方式，同时也内化为一种角色意识，相对于主流的革命教义，使鲁迅获得一种位置感，这种位置感同样转化为杂文视野，让读者通过阅读也复建出类似的位置感，以此传递革命的信号。

三 “花边体”与左翼革命外部灌输论批判

报系文人被鲁迅的“拾荒”叙事弄得极其被动，只能造谣“什么‘左’，什么‘革命’都是假的，步着‘一个商人与贼’的后尘去‘生财’是真的”［49］，这正好说中了左翼文人对鲁迅那种“拾荒”视角带来的通俗化写作的怀疑和不解，认为鲁迅以生活化代替政治化的文章“内容却不痛不痒，毫无着落”，“现在是建设‘大众语’文学的时候，我想‘花边文学’，不论这种形式或内容，在大众的眼中，将有流传不下去的一天罢”［50］。不过，鲁迅并没有因为杂文被同一营垒的人歪曲为“花边体”就改弦易张，反而以“花边文学”为自己的杂文重新命名，由此形成了《自由谈》杂文的新传统。

在作为靶子的《倒提》一文中，批评者林默认为鲁迅写的身边寻常事与“大众语”文学背道而驰。林默那时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他正致力于左翼文艺界提倡的“大众语”运动，并且是这一运动中的激进派，骨子里认为小品文、杂文都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白话趣味。左翼阵营的这种阶级划分方式极为粗暴，他们动辄以“买办”“洋奴”称呼自己不喜欢的对象，甚至仅因鲁迅和内山书店的交往就将他编排为“汉奸”，以至于这个骂名又被国民党文人利用，所以他后来说：“辩论事情，威吓和诬陷，是没有用处的。用笔的人，一来就发你的脾气，要我的性命，更其可笑得很。”［51］左翼文人这种攻击性源于阶级简化法，是他们皮相地运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产物，延伸出去便出现了对语言的简化、对题材的简化、对文类的简化等等，所以鲁迅的杂文才会被视为要被大众抛弃的“花边体”。其实左翼阵营的这种污名化，是丧失阶级辨识力的体现，然而判断阶级属性恰恰又是无产阶级在城市革命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其实鲁迅在《自由谈》栏目里面讨论的现象或事件，其目的并不是直接指导无产者，而是要辨析都会人受到怎样的意识渗透，这些意识如何影响了他们的阶级属性。

具体来说，《倒提》表面上看是华人与动物的等级冲突问题，但背后其实是文明观念的问题。租界传播的是西方文明，不准倒提鸡鸭符合这种文明观，要求租界内的人都遵循这个规则，就是为了推行这一文明理念，华人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可以按老例行事，可一旦进入租界这个空间，就面临新的文明秩序和文明标准的规约。因此“倒提”在鲁迅的笔下，是用来解释生活习惯如何被改变，甚至是这种文明尺度如何造成国人自我认同的变化——习以为常的言行举止变得“不文明”了，进而去接受西方文明的改造。显然，林默误读了鲁迅，而其误解的原因与左翼非此即彼的思维是分不开的。鲁迅实际看重的，是殖民植入的空间感和身体感，这是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没有的部分，也就是说，鲁迅反对的是租界内的服从，他认为这将改变国人的心理感觉，因为大众对革命的认识和接受，绝大程度是依靠对生活本身的感受，而对大众心理的现代塑造，便形成了现代政治最内核的动力。

被冠名“花边体”的《倒提》所关心的，正是这种所谓的生活感受到底是天然的，还是被规训的。在写《倒提》的前几天，鲁迅刚写了《论秦理斋夫人事》，此文也是根据报上连环自杀的新闻而作。鲁迅批评这些新闻不讲孤儿寡母活不下去的艰难，也不提前后赴死的人的境遇相似性，报道只突出死人数量之多，更易于让市民沉浸于发泄情绪，去做简单的道德谴责，而难以做深入的理性分析，也就不会追究自杀的环境原因，更无从酝酿社会层面的反思。“都会中”的小报新闻强化“诛伐”自杀的论调，而弱化“改造环境”的立场［52］，便是“花边体”针对的逻辑。说到底，“花边”是鲁迅在最日常的层面，警示最深刻的危机。最典型的就是他说上海小报天天都有下河洗澡的人被淹死的记载，“在都会里的人们，却不但不能浮水，而且似乎连水能淹死人的事情也都忘却了”，“肯设法救助的人，好像都会里也比乡下少。但救都会人恐怕也较难，因为救者固然必须‘识水性’，被救者也得相当的‘识水性’的。”他甚至不厌其烦讲述如何“识水性”，并说：“现在还要主张宣传这样的常识，看起来好像发疯，或是志在‘花边’罢，但事实却证明着断断不如此。许多事是不能为了讨前进的批评家喜欢，一味闭了眼睛作豪语的。”［53］“花边”与“豪语”相对应，即是说在都会里面只会把“前进”挂在嘴上的口号文章，并不能解决基本生活问题，更无法解决棘手的救生难题，“识水性”这样的“常识”之所以会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恰恰说明“宣传”出了问题。缺乏“识水性”的常识宣传，市民就不具备生命安全保障，如果缺乏“花边体”的生活改造，市民更不能产生社会改造的革命欲望和动力。

可是，鲁迅这些“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的短评，看起来写的都是细枝末节，这就不能不令战友们很“头疼”［54］。以林默为代表的左翼文人轻视“花边体”，他们把政治视为超拔于生活的外在行动，总希望有一个彻底的立场转换，根源在于他们机械地理解了列宁的“灌输论”，认为必须通过强行而直露的方式去教育工农大众。但在鲁迅看来，“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决’，而不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那种武断而空洞的宣教本质就是一种“新八股性”［55］。所以鲁迅与自己的左翼战友就出现了矛盾，《倒提》之类的杂感被清算，就与不符合“八股”要求有关，而“花边体”本质就是抵抗这种“八股性”的尝试。

1934年“大众语”运动的开展，被视为“继五四时的文学运动，而划一新阶级的形式”［56］，原本应当由大众自己来组织语言说自己的话，知识分子却因“普及说”和“提高说”争执不下，这种错位的缘由就在于不是从大众实际的生活需要和生活感受出发。“花边体”却是以大众生活的细微变化为立足点，包括鲁迅强调适度保留欧化文式，理由就是像上海弄口仍旧保留“语录式”的书信代写人一样自然，符合生活的惯性，按此逻辑，语言革命和阶级革命的发生都只能从生活受到的挤压变形甚或扭曲中渐变而来［57］。可见，鲁迅“花边体”的创造便是打破了对革命生活的固有认识。其实革命化的生活究竟是什么，30年代的上海原本就没有统一写照，过去有挥舞拳头的工人，也有迎向机关枪的学生，但都比较符号化，革命如何在城市发生仍旧是悬置的，难以落实到个体。当鲁迅把都会生活背后的组织逻辑清理出来，都会革命便有了靶向。

上海当时很多副刊的栏目文章，关于都会的写作往往直接描摹城市景观，鲁迅写时文在保持日常底色的同时，还会追问都会何以如此，都会人的感觉如何形成，比如他写了一系列和洋服有关的小文，尤其是在《洋服的没落》中谈到清末、“袁世凯朝”、“五四后”三个年代通过对洋服的倡导或禁止来推行革命理念。如果单从字面看，会认为鲁迅又在提倡洋服，露出“洋奴”的嘴脸，但以“花边体”逻辑来看，就会发现他讨论的并非穿不穿洋服，而是分析把某一类服装变为全民认同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对身体的规训便是政治实践的过程，鲁迅留意的其实是政治的运作机制。在鲁迅的影响下，《自由谈》的投稿文章也开始出现类似的写作，比如孟加写《都市人的忧乐》（1935年3月5日）、《无为的倦怠》（1935年3月26日），欧阳山写《泥水匠陈秋》（1935年3月19日）等等，都是从摩登城市里面形形色色的人出发，记录生活中的新变化，言说这种新变化牵动的新意识的产生。《动向》《太白》等同类型报刊也开始出现效仿的文章，因而此类写作就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落地。

结 语

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反日高潮的兴起更进一步推动中共实施城市革命的战略。可是，上海作为革命的中心城市却迟迟没有发生民众期待的革命，鲁迅回北平去演讲的时候，被听众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上海的革命形势如何，他的回答是“满街都是绑票匪和妓女”［58］，并且给学生们讲了一个四马路上的故事作为补充，说文化街的书店老板被警察署审讯，为什么不卖右翼的书，老板说“我不懂左翼右翼，我只懂算盘”［59］，鲁迅的结论是“上海太商品化，洋场气”［60］。《自由谈》可以说是这个都会特征的集大成者，鲁迅却迎面而上，一写就写了一百来篇，反复操练一个类型的栏目稿子，他很清楚“写《自由谈》上那样的短文，有限制，有束缚”［61］，这不是对白色恐怖的感叹，而是意识到杂文发挥革命功能的前提离不开通俗化报纸的载体。

但是，通俗化小报从一开始就不在中共城市革命的视野中。城市革命所认可的是知识分子应该深入工厂，走上街头去宣传共产主义，去推动实现劳动者的无产阶级化，根本不应当关注这些陈旧腐化的报纸，更不用说重视小报上的鸡毛蒜皮。其实，鲁迅也有一个从排斥通俗化报刊，到接受和利用的改变过程，《自由谈》杂文的写作之后，他甚至还能鉴别小报的差异，比如说“《立报》见过，以为很好”［62］，也由自己的《自由谈》经历而肯定《社会日报》“比‘大报’活泼些，也有些是‘大报’所不能言”［63］。这些并非对上海小报做出简单的认可，而在于他把小报视为发动革命的手段。他非常认同普列汉诺夫说农民才不要听智识阶级的话，他们更相信工人的说法［64］，鲁迅也认为上海这个都会里面市民并不看重文艺的指导或组织的煽动，而更沉迷于新闻和电影［65］。所以，不同于城市革命论中的罢工运动，鲁迅采用都会的报纸媒介来进行革命，他自己取名叫“拾荒”，其实质就是抢阵地。上海的小报和大报的副刊一向被认为是“聊以消遣而已”［66］，鲁迅却把它们抢来做革命的可造之材，并且在这个阵地上，以“花边”的样式开展他的革命工作。其实也是“拾荒”之眼使他发现了潜在的革命对象：包括小报读者群在内的庞大的市民阶层。于是，鲁迅以市民喜闻乐见的新闻为突破口，从看似毫不起眼的材料中揭示统治阶级的隐蔽的操控。许广平曾回忆废旧报摊回收的《自由谈》上有很多剪掉的空窗，她说那是由于读者剪下保存用以反复阅读所致，侧面来看，也是“花边体”杂文在市民读者中扩散传播的明证。某种程度上说，以“花边”式的杂文渗透市民生活和思想，是鲁迅对列宁“灌输论”的中国化改造。

在“左联”成立初期，其机关刊物《巴尔底山》就刊载文章反对左翼文人参与编辑商业性的文学刊物，认为那种组稿和投稿属于旧文学创作，偏离新的“革命轨道”［67］。但随着《北斗》《萌芽》等杂志被禁，宣传一度受挫，新的轨道没能配合以工人阶级为主体，以政治罢工和武装起义为手段的城市革命。鲁迅一直是轨道的偏离者，他在进入《自由谈》，并识破报系文人的都会面孔时，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在通俗报纸上寻找自己的革命场所，把改造市民阶层的都会性视为重要的革命任务，从而进行他在上海以市民群体为对象，以报纸媒介为手段的都会革命。但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此后的中国革命既没有选择左翼的城市革命之路，也没有选择鲁迅的都会革命之路，它先是转入农村革命，革命胜利后再入城进行城市改造，但对鲁迅的都会革命经验并未加以唤醒借用。然而在进入后工业都市社会的今天，我们却越来越发现鲁迅《自由谈》杂文所进行的“都会革命”与当下的相似性和针对性，因而打捞鲁迅这一经验，就不仅有着历史重构的意义，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 井上红梅：《鲁迅年谱（续）》，吾晨译，《世界日报》1933年6月21日。

［2］ 代表性研究如钱杏邨的《鲁迅（文学史论）》（《拓荒者》第2期，1930年2月10日）、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一卷，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陈涌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呐喊〉与〈彷徨〉研究之一》（《人民文学》1954年第11期）等。

［3］ 代表性研究如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钱理群的《陈映真和“鲁迅左翼”传统》（《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1期）、赵歌东的《鲁迅：从“同路人”向“圣人”的移位与归位》（《东岳论丛》2011年第8期）等。

［4］ 鲁迅：《花边文学·序言》，《鲁迅全集》第5卷，第43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5］ 绍伯：《调和》，《“围剿”鲁迅资料选编 1927—1936》，第166页，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鲁迅书信注释组1977年版。

［6］ “调和派”系鲁迅给友人写信谈及田汉《调和》一文时的嘲弄，且多次提及，可见他并不承认左翼文人对其投稿的批评。见《350207 致曹靖华》《360423致曹靖华》《341218 致杨霁云》，包括《且介亭杂文·附记》《答〈戏〉周刊编者信》等都反复论及此事。

［7］［29］ 鲁迅：《330504 致黎烈文》，《鲁迅全集》第12卷，第393页。

［8］ 《左联之挣扎》，《青年与战争》第1期，1933年6月16日。

［9］ 迄今为止的鲁迅《自由谈》杂文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探究其杂文的“文学性”，譬如唐弢的《鲁迅的杂文》（《鲁迅风》1939年第1期）、李广田的《鲁迅的杂文》（《文艺复兴》1946年第2卷第3期）、薛毅的《反抗者的文学——论鲁迅的杂文写作》（李陀、陈燕谷主编：《视界》第4辑）等；二是探究其杂文的公共空间争夺，譬如李欧梵的《“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批评空间的开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陈迪强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话语突围——论上海时期鲁迅杂文的“公共性”》（《汕头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等。

［10］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第298页。

［11］［13］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418页，第417页，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

［12］ 黎烈文：《幕前致词》，《自由谈》1932年12月1日。

［14］ 鲁迅：《330331 致李小峰》，《鲁迅全集》第12卷，第386页。

［15］ 鲁迅：《通讯》，《鲁迅全集》第3卷，第24—26页。

［16］ 鲁迅：《文人无文》，《鲁迅全集》第5卷，第86页。

［17］ 剑：《无所不谈：从自由谈到春秋》，《社会新闻》第2卷第21期，1933年3月3日。

［18］ 瘦鹃:《改业》，《上海画报》第320期，1928年2月6日。

［19］ 彭年:《卖文生涯》，《申报》本埠增刊，1933年5月11日。

［20］［34］ 鲁迅：《〈伪自由书〉后记》，《鲁迅全集》第5卷，第163—164页，第188页。

［21］ 曹聚仁:《上海春秋》（修订版），第16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

［22］ 比如林伟写唐弢印象记的时候，就试图证明周木斋“诚实、恳切、讲究信义”，而鲁迅与周木斋并无私怨，那桩文字公案不过是对笔名“何家干”的误解，见林伟《唐弢评传》（第315—316页，沈阳出版社2019年版）；又如董炳月钩沉崔万秋的留学、回国工作、政治身份等，说明鲁迅在后记中是强调崔万秋的“被利用和被陷害”，见董炳月《鲁迅和崔万秋——兼谈两种〈鲁迅全集〉的相关注释》（《鲁迅研究月刊》2018年第4期）。

［23］ 《张若谷笔下的郭沫若》，《橄榄月刊》第28期，1933年1月5日。

［24］ 杨邨人:《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读书杂志》1933年第3卷第1期，1933年2月1日。

［25］ 《所谓普罗作家联盟》，《重心旬刊》第1卷第10期，1933年12月20日。

［26］ 师：《冯雪峰与文总》，《社会新闻》第3卷第22期，1933年6月6日。

［27］ 1933年12月2日，鲁迅给郑振铎的信中写到：“海上‘文摊’之状极奇，我生五十余年矣，如此怪像，实是第一次看见，倘使自己不是中国人，倒也有趣，这真是所谓Grotesque，眼福不浅也，但现在则颇不舒服，如身穿一件未曾晒干之小衫，说是苦痛，并不然，然［不］说是没有什么，又并不然也。”（《鲁迅全集》第12卷，第507—508页。）另外他在《自由谈》上还专门写了《文摊秘诀十条》。

［28］ 《鲁迅的“三嘘”揭晓》，《艺术新闻》（周刊）第3期，1933年3月4日。

［30］ 鲁迅：《推背图》，《鲁迅全集》第5卷，第98页。

［31］ 鲁迅：《〈某报剪注〉按语》，《鲁迅全集》第8卷，第241页。

［32］ 鲁迅：《由聋而哑》，《鲁迅全集》第5卷，第294页。

［33］ 鲁迅：《〈准风月谈〉前记》，《鲁迅全集》第5卷，第200页。

［35］ 莘:《读“伪自由书”书后》，《社会新闻》第5卷第13期，1933年11月9日。

［36］ 鲁迅：《〈准风月谈〉后记》，《鲁迅全集》第5卷，第402页。

［37］ “古香斋”是《论语》半月刊自第四期（1932年11月1日）起增辟的一个栏目，刊载当时各地记述荒谬事件的新闻和文字。

［38］ 指四川军阀杨森的所谓“短衣运动”，派队剪除长衣以节省布匹，见《论语》半月刊第十八期（1933年6月1日），鲁迅在《偶成》《“滑稽”例解》等文中多次提及此文。

［39］ 指北平社会局澄清政府的查禁文，见《论语》半月刊第十八期（1933年6月1日），鲁迅在《华德保粹优劣论》《“滑稽”例解》等文中多次提及此文。

［40］ 鲁迅：《“滑稽”例解》，《鲁迅全集》第5卷，第360页。

［41］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第14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

［42］［65］ 鲁迅：《〈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4卷，第419页。

［43］ 《本刊重金征稿》，《社会新闻》第3卷第5期，1933年4月15日。

［44］ 鸣春：《文坛与擂台》，《中央日报》1933年10月16日。

［45］ 洲：《杂感》，《中央日报》1933年10月31日。

［46］［48］ 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第128页，第129页，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47］ 陈代：《略论告密》，《时事新报·青光》1933年11月21日。

［49］ 卡斯：《鲁迅生财有道》，《新垒》第2卷第6期，1933年12月15日。

［50］ 林默：《论“花边文学”》，《大晚报》1934年7月3日。

［51］ 鲁迅：《玩笑只当它玩笑（上）》，《鲁迅全集》第5卷，第551页。

［52］ 鲁迅：《论秦理斋夫人事》，《鲁迅全集》第5卷，第508页。

［53］ 鲁迅：《水性》，《鲁迅全集》第5卷，第545—546页。

［54］ 鲁迅：《花边文学·序言》，《鲁迅全集》第5卷，第437页。

［55］ 鲁迅：《透底【回信】》，《鲁迅全集》第5卷，第112页。

［56］ 天赐：《关于“大众语”》，《汉口市民日报》1934年9月20日。

［57］ 鲁迅：《玩笑只当它玩笑（下）》，《鲁迅全集》第5卷，第554页。

［58］ 于一：《追记鲁迅先生在女师大的讲演》，《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第50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9］ 于伶：《忆在北平左联会见鲁迅》，《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第585页。

［60］ 于伶：《回忆鲁迅在北师大的讲演》，《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第541页。

［61］ 鲁迅：《360317 致唐弢》，《鲁迅全集》第14卷，第47页。

［62］ 鲁迅：《351004 致谢六逸》，《鲁迅全集》第13卷，第560页。

［63］ 鲁迅：《351029 致曹聚仁》，《鲁迅全集》第13卷，第573页。

［64］ 鲁迅：《〈艺术论〉译本序》，《鲁迅全集》第4卷，第260页。

［66］ 赵君豪：《中国近代之报业》，第33页，申报馆1938年版。

［67］ 菊华：《想对“左联”说几句话》，《巴尔底山》第1卷第2、3号合刊，1930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