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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偶见袁洪权教授《“文艺连丛”丛书的一则新史料——重提鲁迅与译作〈Noa Noa〉的关系》一文（刊《现代中文学刊》2022年第4期），读后不能苟同，觉得袁文的论证和结论颇有可以商榷之处，遂援笔略陈己见，以就正于方家。

一

首先，袁教授认为，根据他发现的《铁报》上的一则文章所提相关细节，“可得出罗怃译《Noa Noa》已经出版的结论”[1]。但是文史考证的一个最基本的重要原则是“孤证不立”，故袁先生仅仅据此一点，便率尔得出结论，未免过于武断。

袁教授发现的所谓新材料，是发表于《铁报》1936年5月29日第2版的《文艺连丛：已有鲁迅罗怃的译品，是读书界的滋补食物》一文，作者署名“野苡”。袁教授说：“按照这篇文章的文字说明，包括《Noa Noa》译书的内容简介、书籍装帧、定价、印数等的细节描述，给人的印象是《Noa Noa》这本译书已经出版。承接引文所说‘已经出版的有’‘还有一本’等词句，笔者的判断倾向于认为，‘野苡’是见过《Noa Noa》这本译书（或者是熟知出版内情）才写下这些文字的。”[1]但细读这则文字，笔者认为所谓“内容简介、书籍装帧、定价、印数等的细节描述”，并不具有足够的独特性和说服力。

这就不得不谈到“文艺连丛”本身。朱金顺、姜德明、陈建军、葛涛等先生都曾撰文谈及这一丛书的情况，所言甚详，兹不赘。按目前的普遍看法，“文艺连丛”实际出版的有三种，即《不走正路的安得伦》《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坏孩子与别的奇闻》。在这三种书后，都附有鲁迅撰写的出版广告《“文艺连丛”的开头和现在》。广告的文字内容，由于每种图书的出版进度不同等原因而有相应的适当调整。顺便指出，袁教授说鲁迅所拟的出版广告标题为《“文艺连丛”的过去和现在》，实际上是错误的。他并未查阅“文艺连丛”的三本书，甚至也没有查核《鲁迅全集》，而是轻信和照抄了葛涛《再谈鲁迅为“文艺连丛”撰写的出版广告》一文（刊《现代中文学刊》2016年第4期）的结论。葛文考证精细，但在提及标题时产生了笔误。葛涛照抄出版广告时，标题正确，但在文中提及这一标题时，大部分地方都写错了，以致文中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所谓“过去和现在”，无论是在“文艺连丛”的每则出版广告中，还是在各个版本的《鲁迅全集》里，都作“开头和现在”。“过去”，系“开头”之误。葛文给人以一种错觉，仿佛是《鲁迅全集》将其改为“过去”，实则并非如此，纯系笔误而已。此外，葛涛在梳理各版本《鲁迅全集》的标题时，说明亦有不准确之处。[2]

将鲁迅的出版广告与野苡的文章进行仔细比对，不难发现，野苡的这则类似于书讯的报道，其实正是以鲁迅的出版广告为蓝本，其主体内容是根据出版广告修改润饰而来的。将两文并置，即一目了然。

不妨先看《不走正路的安得伦》中刊载的鲁迅撰写的广告[3]：

“文艺连丛”

的开头和现在

投机的风气使出版界消失了有几分真为文艺尽力的人。即使偶然有,不久也就变相,或者失败了。我们只是几个能力未足的青年,可是要再来试一试。首先是印一种关于文学和美术的小丛书,就是“文艺连丛”。为什么“小”,这是能力的关系,现在没有法子想。但约定的编辑,是肯负责任的编辑；所收的稿子，也是可靠的稿子。总而言之:现在的意思是不坏的,就是想成为一种决不欺骗的小丛书。什么“突破五万部”的雄图，我们岂敢，只要有几千个读者肯给以支持，就顶好顶好了。现在正在校印的，还有：

2.《山民牧唱》西班牙巴罗哈作,鲁迅译。西班牙的作家,中国大抵只知道伊本纳兹,但文学的本领,巴罗哈实远在其上。日本译有选集一册,所记的都是山地住民跋司珂族的风俗习惯,译者曾选译数篇登《奔流》上,颇为读者所赞许。这是选集的全译。不日出书。

3.《Noa Noa》法国戈庚作,罗怃译。作者是法国画界的猛将,他厌恶了所谓文明社会,逃到野蛮岛泰息谛去,生活了好几年。这书就是那时的记录,里面写着所谓“文明人”的没落,和纯真的野蛮人被这没落的“文明人”所毒害的情形,并及岛上的人情风俗,神话等。译者是一个无名的人,但译笔却并不在有名的人物之下。有木刻插画十二幅。现已付印。

本丛书每种印有道林纸本子三百本,较为耐久,而且美观,以供爱书家及图书馆等收藏之用。本数有限,购者从速。[4]

再看野苡的报道：

“文艺连丛”

已有鲁迅罗怃的译品

是读书界的滋补食物

“文艺连丛”，就是连续出版文艺丛书的意思，这“文艺连丛”出版社，由曹靖华等所组织，专出翻译书籍，介绍世界名著，为野草书屋发行。

“文艺连丛”所出版的书，大概与天马丛书相仿佛，集子印得很小，每本最多不过二三万字的样子。他们所出版的书籍，选择的标准，非常严格，务使读者化了三四毛钱买了一本书，而不可有所损失，但他们也没有什么过高的奢望，什么突破“×万部”的雄图，预备每本书籍只印数千本。

现在，已经出版的有西班牙巴罗哈作的，鲁迅翻译的《山民牧唱》。西班牙的作家，中国的一般读者，大多数只知道伊本纳兹，但文学的写作的技巧与内容上，巴罗哈实远在其上。鲁迅先生的译笔，忠实可靠，亦为我们所知道的。《死魂灵》的译笔，早已有口皆碑了。

还有一本是法因[国]戈庚作，罗怃译的《Noa Noa》，作者是法国的一个著名的画师，他厌恶了所谓文明的社会中的一切，逃到野蛮岛泰息谛去，生活了好几年。这书就是那时的记录，里面写的是所谓“文明人”的没落，和这纯真的野蛮人被这没落的“文明人”所毒用[害]的情形，并及岛山上的人情风俗，神话等。这位译者，虽然名字不很熟，但熟悉文坛的读者一定知道他原是一位老大家的笔名，翻译自然也靠得住。《Noa Noa》中有木刻插画十二幅。

以上的两种的译本，为道林纸精印，颇美观，但每种仅有一千本，后购者恐难免有向隅之憾。

《山民牧唱》及《Noa Noa》定价低廉，无论在形式与内容方面，均有可观。在这投机之风弥漫了出版界的现在[，]“文艺连丛”的出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给读者的一个优越的贡献。[5]

为醒目起见，不妨将其中的重要文字摘出，比对如下：

什么“突破五万部”的雄图，我们岂敢，只要有几千个读者肯给以支持，就顶好顶好了。（鲁迅）

但他们也没有什么过高的奢望，什么突破“×万部”的雄图，预备每本书籍只印数千本。（野苡）

《山民牧唱》西班牙巴罗哈作,鲁迅译。西班牙的作家,中国大抵只知道伊本纳兹,但文学的本领,巴罗哈实远在其上。（鲁迅）

现在，已经出版的有西班牙巴罗哈作的，鲁迅翻译的《山民牧唱》。西班牙的作家，中国的一般读者，大多数只知道伊本纳兹，但文学的写作的技巧与内容上，巴罗哈实远在其上。（野苡）

《Noa Noa》法国戈庚作,罗怃译。作者是法国画界的猛将,他厌恶了所谓文明社会,逃到野蛮岛泰息谛去,生活了好几年。这书就是那时的记录,里面写着所谓“文明人”的没落,和纯真的野蛮人被这没落的“文明人”所毒害的情形,并及岛上的人情风俗,神话等。译者是一个无名的人,但译笔却并不在有名的人物之下。有木刻插画十二幅。（鲁迅）

还有一本是法因[国]戈庚作，罗怃译的《Noa Noa》，作者是法国的一个著名的画师，他厌恶了所谓文明的社会中的一切，逃到野蛮岛泰息谛去，生活了好几年。这书就是那时的记录，里面写的是所谓“文明人”的没落，和这纯真的野蛮人被这没落的“文明人”所毒用[害]的情形，并及岛山上的人情风俗，神话等。这位译者，虽然名字不很熟，但熟悉文坛的读者一定知道他原是一位老大家的笔名，翻译自然也靠得住。《Noa Noa》中有木刻插画十二幅。（野苡）

由上可见，野苡文章的主体内容是参考出版广告，而非来自自己亲见其书后的阅读感受。尤其是内容介绍，有不少语句甚至一字未改，完全照搬。而且，正因为照搬，我们还可对校出袁教授并未发现的野苡的错字[6]——所谓“毒用”，系“毒害”之误。全文中唯一说明野苡可能见过原书的叙述，仅仅是“已经出版”四字，以及对纸张和印数的描述。

二

我们不妨继续追问。野苡是否有可能在未见原书的情况下，认为书已出版？答案是完全有可能。有不少人正是看到了出版广告中的“已付印”字样而以为书已出版的，袁教授在文中也谈及了这种情况。但其实，鲁迅撰写的出版广告仅仅是一种出书计划和预告，正如朱金顺先生所说：“在新文学书刊中，过去常有‘即日付印’‘现已付印’的话，但那是广告词，不能完全算数，连鲁迅先生也不例外。”[7]袁教授也说“笔者倾向于认为这是推销书籍的广告用语”，其实不必谨慎小心地说“倾向于”，因为这是完全可以考证清楚的事实。鲁迅撰写的出版广告最早出现于1933年3月出版的《萧伯纳在上海》一书中，其中说《山民牧唱》“现已付印”，但一年多以后的1934年7月，鲁迅在致韩白罗的信中仍然说：“《山民牧唱》尚不知何日出版，因为我译译放放，还未译成。”[8]这足可以证明朱先生所言不虚。

尤其需要我们注意的是，野苡这篇文字本就是介绍新书的书讯，性质与出版广告无异。出版广告既然可以夸大其词，在书尚未出版之时即宣称“现已付印”，野苡自然也可以这样做——无论是无心之举还是有意为之。关于纸张和印数的描述，亦可以作如是观。此前已出版的“文艺连丛”图书附录的广告里，本就明确说明每种书都会印一定数量的道林纸本，而且《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印数恰为一千册。依照丛书中已出的图书的情况，大体推断一下其他书的纸张和印数，并非难事，且不至于大谬，因丛书在这些方面会保持大体的一致。也就是说，所谓的纸张和印数不一定是实际情况，是算不得数，当不得真的。

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野苡其实并不了解“文艺连丛”。事实上，并不存在他所谓的“‘文艺连丛’出版社”，更非“曹靖华等所组织”。“文艺连丛”实为鲁迅主编的丛书，而且该丛书名也并不是都由“野草书屋发行”。丛书中只有一种，即《不走正路的安得伦》由野草书屋发行，其他两种则由上海联华书局发行。背后的出版者虽然都是原北新书局职工费慎祥，但是以不同的书局名义发行的。所谓“道林纸精印”，也不完全符合此前的出版预告和丛书的实际情况。此前出版的该丛书只有大约三百册是道林纸本，大部分是白报纸本，显然是考虑到不同阶层和身份的读者的经济承受能力。所谓一千册都是道林纸本，恐怕是野苡自己比较随意的揣测，因这句话（“以上的两种的译本，为道林纸精印，颇美观，但每种仅有一千本，后购者恐难免有向隅之憾”）的口气，与一般的出版广告的推销口气毫无二致。其强调的重点显然不在于实际的印数和纸张如何，而在于告诉读者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鼓动读者去关注和购买。

要检验野苡是否见过《Noa Noa》，还有另一种方法，即看他所说的其他事情是否真实。按照其文章中的说法，“文艺连丛”已经出版的图书除《Noa Noa》之外，还有《山民牧唱》。如果他见过《Noa Noa》，那么也必定见过《山民牧唱》一书。然而，《山民牧唱》在鲁迅生前并未出单行本，这已是学界的共识，并无争议。1942年，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曾向许广平询问鲁迅“是否有未发表的或未完成的译稿”，许广平回答：“先生大病后，自以为稍愈而急欲完成的译稿，是《死魂灵》第二部，但译至第三章发表在刊物里，呈于读者之前时，先生已不及披览而先逝去了。更早些时，曾译过西班牙巴罗哈作《山民牧唱》，陆续刊载于《译文》杂志，原计划不久出单行本。倘照日文译本看，还缺一篇未译，不知是未完成的呢，还是有意舍弃。”[9]话说得十分清楚，《山民牧唱》在鲁迅生前并未来得及出单行本。《鲁迅全集》增订多次，而对于出版广告中“《山民牧唱》”一词的注释，一直维持原来的说法：“中译单行本在鲁迅生前未出版。”[10]至于未出版的原因，因为鲁迅的出版预告中有“全译”的说法，故笔者更认同许广平的第一种猜测，即《钟的显灵》一篇还没来得及翻译，全书尚未译毕。朱金顺先生也持相同的看法。斯人已逝后，《鲁迅全集》的出版提上日程，出版单行本已无太大必要，《山民牧唱》遂纳入《鲁迅全集》第18卷，与读者见面。在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校后记》中，许广平明确说道：“其他未经付印，由先生编定辑录者，有《古小说钩沉》《嵇康集》《山民牧唱》及《集外集拾遗》。”[11]她撰写的《鲁迅译著书目续编》中，也明确将《山民牧唱》列入“所未印行之著译”。国家图书馆已在2014年影印出版《国家图书馆藏鲁迅未刊翻译手稿》，第二卷收入了《山民牧唱》。翻阅鲁迅的影印手稿，上面亦看不出任何与出版有关的标记。

《山民牧唱》既然在鲁迅生前从未出版，那么野苡并未亲见两书、仅据广告而撰文的可能性就更大，甚至可以说基本坐实了。

三

早在1933年，“文艺连丛”的第一种书《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就已出版，为何迟至1936年5月，野苡才撰写这一丛书的介绍文字？袁教授之所以认为野苡的说法可信度高，也正是由于这个时间点比较特殊。但其实，这个时间点恰恰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野苡并没有见过《Noa Noa》一书。

“文艺连丛”的第三种《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虽然于1935年“印造”，但到1936年才由上海联华书局发行。许广平在《鲁迅译著书目续编》中，也将其列于“一九三六年”之下。查阅鲁迅日记、书信等资料，我们可以发现，鲁迅确实在1935年9月15日就已编完此书，并写了《译者后记》，但迟至1936年7月26日，他才托内山完造将此书的纸型交给费慎祥。1936年10月17日，鲁迅在生前所写的最后一篇日记里记道：“费君来并交《坏孩子》十本。”[12]直到鲁迅去世前，他才见到《坏孩子和别的奇闻》样书。也就是说，1936年10月才印出的这本书附录的出版广告里，依然明确表示《Noa Noa》《山民牧唱》两本书“正在校印中”“现已付印”“不日出书”，那么，5个月之前的1936年5月，野苡又怎么可能见到这两种并不存在的书？

所以，“文艺连丛”第一种书已推出两年后，野苡才撰文介绍，并不是因为此时该丛书真的有新书出版。这恐怕只能说明，野苡对文坛消息的关注和接受比较滞后。野苡在书讯中只谈《Noa Noa》《山民牧唱》，避而不提“文艺连丛”已出的其他两种书，这种违反常理的行为显然是有意为之。已出的图书大家早有所知，此时在报纸上再炒冷饭已无意思，而《Noa Noa》《山民牧唱》这两种将出而未出的书则系新品，他重点介绍，这则书讯也就带有了及时预告的新闻性和时效性。

查阅《铁报》上野苡发表的所有文字，不难发现，它们多是一些文坛书讯或作家介绍，但都不是什么独家秘闻，而且多有粗疏和错误之处。[13]他还撰写过一则关于鲁迅编苏联木刻版画集《拈花集》的书讯预告[14]，而最终也只能停留于宣传式的预告，此书实际上在鲁迅生前未能出版。野苡的这则关于“文艺连丛”的报道，性质本也与一般的出版广告无异，系采集二手资料编写而成，并无珍贵而重要的史料价值。

其实，即便从常理来推断，《Noa Noa》一书之未出版也是基本可以断定的。如果鲁迅进行了系统的翻译，而且出版，许广平和鲁迅好友不会一无所知，鲁迅日记也不会毫无记述，翻译手稿更不会在许广平的眼皮底下离奇消失。许广平在《鲁迅译著书目续编》中不提，已说明鲁迅生前绝无系统翻译的可能，更不要说出版。从“文艺连丛”拟定的出版顺序而言，鲁迅先翻译的也应该是《山民牧唱》，而此书尚且没有译完，也就更谈不上翻译《Noa Noa》了。至于鲁迅未曾着手翻译《Noa Noa》的原因，除了时间上还未来得及之外，更主要的可能是鲁迅一直没找到更理想的可据以翻译的德文本。姜德明先生对此原因的阐释详细且合理[15]，也可以作为此书并未出版的有力佐证。

综上所述，从方方面面来看，野苡的文章绝不能证明当时《Noa Noa》一书已经出版，他的话是不可靠的。而且我们可以说，《Noa Noa》一书之未出版，已经确凿无疑，铁证如山。姜德明、朱金顺、陈建军等先生对此问题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最后，笔者还想再附带说一下袁文中的两个小问题。袁教授说野苡不知“罗怃”是鲁迅的笔名，恐怕是误解了野苡的话。野苡说“这位译者，虽然名字不很熟，但熟悉文坛的读者一定知道他原是一位老大家的笔名”，所谓“名字不很熟”，显然是针对普通读者而言，并非他自己，否则就不会有后面的转折和“一定知道”的表述了。野苡当然是自居于“熟悉文坛的读者”之列的。他的话也是对鲁迅的广告原文“译者是一个无名的人,但译笔却并不在有名的人物之下”的一种转写和呼应。袁教授还说：“从全文的阅读来看，其对于‘文艺连丛’丛书的相关评价，还是显得比较客观而中肯（‘在这投机之风弥漫了出版界的现在，‘文艺连丛’的出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给读者的一个优越的贡献’）。”[16]但实际上，鲁迅撰写的广告中已有“投机的风气使出版界消失了有几分真为文艺尽力的人。……我们只是几个能力未足的青年，可是要再来试一试”等语，野苡的话无非是对鲁迅广告的一种转述，是书讯的一种撰写套路而已。

袁教授在文末说：“借写这篇小文的机会，笔者也借此善意提醒一下研究界，不能看到一则材料就立即下判断、做结论，并以此自勉。”[16]其实，这句话也适用于袁教授的这篇论文。

注释：

[1]袁洪权.“文艺连丛”丛书的一则新史料——重提鲁迅与译作《Noa Noa》的关系[J].现代中文学刊,2022(4).

[2]1938年版《鲁迅全集》，此文标题并不是作“‘文艺连丛’的开头和现在”。“文艺连丛”单排，“的开头和现在”另起一行，且前后各有一道竖线，即破折号。

[3]袁文引的是《萧伯纳在上海》中的出版广告，由于存在版本差异，并不适合对比。笔者引用的这一版本，即“文艺连丛”第一种图书《不走正路的安得伦》附录的版本，才更可以看出野苡文章的材源以及它与出版广告的重叠度。

[4]鲁迅.“文艺连丛”的开头和现在[A].不走正路的安得伦[M].上海：野草书屋，1933:73-74.（原书页码标注为“Ⅰ”“Ⅱ”）文中的书名和期刊名原加引号，现笔者改为书名号。

[5]野苡.“文艺连丛”：已有鲁迅罗怃的译品是读书界的滋补食物[N].铁报,1936-05-29.文中的书名原加引号，现笔者改为书名号。

[6]除此之外，袁教授在整理抄录野苡文章时，还存在多处问题。原刊本“画师”，误作“画家”；“人情风俗，神话等”，逗号误作顿号；“老大家的笔名”后，逗号误作句号；“法因戈庚”，袁教授直接校改为“法国”，而未保留原文并加以说明。

[7]朱金顺.试说鲁迅先生编的“文艺连丛”[A].新文学版本杂谈[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9:188.

[8]鲁迅.340727致韩白罗[A].鲁迅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87.

[9]许广平.研究鲁迅文学遗产的几个问题[A].许广平忆鲁迅[M].马蹄疾辑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153.

[10]《鲁迅全集》第7卷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85.

[11]许广平.编校后记[A].鲁迅全集(第20卷)[M].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1938:653.

[12]鲁迅1936年10月17日日记。鲁迅全集(第1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27.

[13]野苡有一则报道《〈中国呼声〉：英文版的救国刊物鲁迅陶知行等都有作品发表》，刊于1936年5月21日的《铁报》。《中国呼声》曾刊载译成英文的鲁迅旧作《一件小事》，野苡却将英文回译成一个奇怪的新名字，称之为“一个小事件”，似乎误以为是新作。野苡另一则报道《“引玉”而后又有“拈花”：鲁迅的板画兴味》（刊《铁报》1936年5月11日），说《引玉集》“到现在共销去，三版，计八百余本”，然而一个多月前，鲁迅在致曹白的信中已明确表示，此书“再版卖完后，不印三版了”。显然，此时再版本尚且没有销完。查周国伟编著的《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等资料，皆可证明此书只有初版本和再版本。

[14]参见野苡.“引玉”而后又有“拈花”：鲁迅的板画兴味[N].铁报,1936-05-11.

[15]参见姜德明.鲁迅和戈庚的《诺亚·诺亚》[A].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259-266.

[16]袁洪权.“文艺连丛”丛书的一则新史料——重提鲁迅与译作《Noa Noa》的关系[J].现代中文学刊,2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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