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炯，福建福安人，1933年生，1948年参加革命，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1960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兼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名誉会长。著有《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新时期文学论评》《走向世纪之交》及《新中国文学史》等文学评论、理论、文学史著作三十余种，主编《中华文学通史》《中华文学发展史》等大型丛书，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最佳研究成果奖等多个奖项。

一、求学岁月

李世涛：张先生好，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我最近就中国当代文艺在做一个学术口述史的课题，计划让当代文学、文学研究界的亲历者谈一些自己经历或知道的事情，为学术研究保留些资料。您的经历非常丰富，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文学理论、评论和研究界的很多事情，在这些领域也很有建树，希望您能够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如果以您的经历为主线，就能够反映很多情况。因此，我建议就从您的经历开始吧。首先我想问的是，您是如何走上文学的评论和研究道路的？

张炯：我与当代文学批评与理论的关系，跟我早年参加革命、服从组织分配相关联。因为我在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参加了地下党，被分配去做一个地下刊物的编辑。这是油印的月刊，由同志们自己写，自己印，然后自己秘密发行。所以，我第一篇评论文学的文章是评早期苏联作家安特莱耶夫的小说《表》。文章很短，大概也就几百字。2018年，中国作家协会给我发了一个从事文学70周年的奖牌，就是从我写这篇文章开始算起的。

其实，后来我有好多年不从事文学工作。1949年4月初，我奉命到山区去发动人民武装斗争，打游击去了，后来转入人民解放军。有几年在以叶飞、韦国清为首长的第十兵团兼福建军区的司令部工作。机关里有个图书馆，我经常到图书馆借书。那个时候读了很多文学作品，包括鲁迅、茅盾、巴金和解放区的赵树理、丁玲他们的作品，也包括苏联的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等等。但是，当时我只是个文学爱好者。到了1955年，部队开始审干。我早年参加的地下党，属于中共闽浙赣区党委福州城市工作部，当时，组织上认为这个系统有问题，所以，就要审查我。审查期间，我要求去上大学。部队首长同意了，就给我开了个介绍信让我去考。当时，现在北大的谢冕教授，他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他也参军了。1955年他从部队转业，我们两人就相约一起去考大学。他建议我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居然两人都考上了。按照我原来的想法，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些生活，学文学最好能当个作家，写写小说什么的，也没有想去搞文学研究，特别是理论批评。1956年12月，福建地下党的问题审查清楚了，中共福建省委和福建军区党委分别决定恢复我的地下党的党籍，这样，我就成为具有“双重党籍”的党员。

转折点是1958年。那一年，我本来要休学了。因为我进大学以后当选为班长，后来被要求创造所谓的“满堂红”，即全班同学考试时门门功课都要得5分。我当时自己考到5分就比较困难了，要全班都考到5分，简直很难做到，所以精神压力很大。当时，年终考试都要考一个月，我就失眠了，最严重的时候通宵睡不着。后来虽然争得全班“满堂红”，我的失眠症却好不了。有同学说体力劳动能治好失眠。于是1958年我就申请休学，准备回家乡劳动。当时，休学的手续都办完了，最后去转党的组织关系。我们年级的党支部书记叫陈丹晨，后来当了《文艺报》副主编，成为文学理论家、批评家。陈丹晨劝我说，休学等于白白耽误一年，现在学校将要实行教学与生产、劳动、科研相结合，会有体力劳动，你不如留在学校。幸亏他这一劝，我觉得有道理，就留下来了。

我很快就参加了建设十三陵水库的劳动。当时中文系把全体参加劳动的同学组成一个团，叫作方志敏团，并成立了一个火箭突击队，就叫我和新闻专业的一个同学来当突击队的排长、副排长。那个同学后来转到中国人民大学去了，因为后来新闻专业全部并到人民大学去了。他从人民大学毕业以后，又学了哲学，分配到南京大学哲学系工作。这个同学叫胡福明，你知道吧？

李世涛：知道，就是拨乱反正时参加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那位吧？

张炯：对！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他后来曾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和江苏省社科院院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当时在十三陵的时候，我们火箭突击队和解放军的“十八勇士”、北京市的“铁姑娘队”(她们都是京郊农村的健壮姑娘)来比赛卸货，把运到大坝跟前的火车上装的砂石料卸下来，看谁卸得更快。最初，我们要四分多钟才能卸一车，后来因为比赛速度就提高到两分多钟。劳动强度非常大，卸完一车我们几乎全身汗如水洗，散了架似的躺在地上就动不了啦。但是，很快第二列火车又来了，然后大家跳起来再去卸车。这样超高强度的劳动，我干了几天以后就睡得很香，在十三陵劳动半个月，从此我的失眠症就治好了。

回到学校以后，学校当时发动同学去批判老师的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我们中文系1955级共四个班，一、二、三班是文学专业，第四班是语言专业。四个班成立了一个年级共同的学生会，叫作班联会，选我当主席。这样，年级开会往往是由支部书记和我来主持。因为四个班共建一个党支部。开会的时候，有同学提出，与其我们去批判老师，还不如我们文学专业三个班自己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写一部中国文学史。当时参加我们会议的有学校的校长助理，是延安来的老同志。他也很赞成同学的这个建议，并向学校和中文系汇报，学校和系里都很支持。于是，党支部书记费振刚和我被推举为正、副主编，负责组织实施编写的工作。同年级的第四班因学语言专业，他们就决定去编著《中国成语词典》。

李世涛：原来这就是您们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动因。当时盛行学生编写教材，北大中文系也做了不少这样的工作。说到您们编写文学史的事情，我很感兴趣。其实，学界也经常会提到这个文学史还有红皮、黄皮不同版本的区别。

张炯：你说得对。这个事情当时的影响确实较大，现在也还有人提起。其实，具体的细节、详情还蛮多呢，我在后面将详细地谈谈编写这部文学史的情况。

李世涛：也好。您在求学期间，参加了文学史的编写。除此之外，还有别的重要活动吗？

张炯：由于想当作家，1956年我曾经在学校写过几篇短篇小说，也写过一些诗歌。作品在学校办的文学刊物《红楼》上面刊登了，诗歌曾被《解放军文艺》和《萌芽》杂志转载过。我写的第一篇小说《千树万树梨花开》，是讲述我们中国学生和留学生之间的友谊的。当时有三个德国留学生在我们班上学习。当然小说是虚构的，发表在《红楼》的创刊号上。红楼本是北大在城里的老校舍，刊物取名《红楼》意在传承“五四”精神。当时我们学校的团委书记是胡启立，后来当了中央委员。团委宣传部长是康式昭，毕业后，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当过文艺处处长和北京市文联的党组副书记。

李世涛：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个会议上见过康式昭先生，他好像还在文化部工作过。

张炯：是的，他后来担任过原文化部的政策法规司司长。他在北大时实际负责主编《红楼》。我听说学校原来让乐黛云先生来当主编，但是她从来没有参加过，不知道什么原因。因为我写了那篇《千树万树梨花开》，所以就把我拉到《红楼》编辑部去当小说组的组长了。这个刊物到1958年就停了，改成了《北大青年》，变成综合刊物，我就离开了。北大100周年校庆时，温儒敏和陈平原教授编了本纪念文集——《北大风》，还把《千树万树梨花开》编选到这个文集里。1959年的时候，学校又成立一个文学创作组，年级的党支部就让我去当这个创作组的组长。创作组大概有六七个人。其中，就有后来成为著名小说家的温小钰，她跟她的丈夫汪浙成得过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可惜她四十多岁就去世了。

李世涛：我读过她写的小说，她文笔好，很有才华。

张炯：创作组里还有一个后来成了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的孙幼军，曾获安徒生奖提名，是童话名作《小布头奇遇记》和《怪老头》的作者。他也是我们年级的，原来是个海军，转业以后考到北大来了。还有一个叫任彦芳，是烈士子弟，跟刘绍棠一起被认为是河北省的神童，十二三岁就开始发表作品，后来跟刘绍棠一起被保送到北大。1978年任彦芳和我还合作写过反映五四运动的电影剧本《雷声》，发表在《电影创作》上。他后来创作很有成绩，出版过七卷文集。当年我们创作组还有几位低年级同学，如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过《文学遗产》主编的陶文鹏，在中国作协当过《诗刊》和《中国作家》的副主编的杨匡满，他原是个诗人。

李世涛：就是您们文学所杨匡汉先生的弟弟吧？

张炯：对，他也参加过这个创作组。当时，创作组叫我们首先写一个剧本，叫《新兵新传》，要求以我们编写文学史的经历作为题材去写，这个剧本后来在学校演出过，还请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周来担任导演。然后，又叫我们去写一个与五四运动相关的电影剧本。这样，我又领着任彦芳，还有其他两个同志，曾经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去写，访问过好多位亲历五四运动的老人。但是，还没有写出来我们就毕业了。

二、步入文学研究领域

李世涛：大学毕业后，您到哪里工作了？

张炯：由于我的上述经历的关系，毕业时大家填的第一志愿都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第二志愿我填的是新华社，第三志愿我填的是到中国作家协会的《人民文学》或者《诗刊》《文艺报》。我当时想，这样的单位可以搞点创作，我不想搞文学研究或教书。但是，宣布分配名单的时候，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这使我感到很意外。其实，我在学校的五年，除了搞文学史以外，只发表过两篇评论文章。一篇是1958年写的评电影《青春之歌》，发表在《电影艺术》上，还有一篇就是我刚才讲的关于编写文学史的认识。我写这部文学史的时候，主要任务除了作为编委参加审稿外，还要撰写“绪论”和“结束语”以及近代文学的小说这一部分。可能因为这个原因，系里头就认为我可能适合做文学研究工作。后来我知道，中央组织部给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个权利，它可以到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挑毕业生。我记得，那一年我们年级共十个人到文学研究所工作，又从复旦大学进了十个人，还有从国外留学回来的，主要是从苏联和东欧国家留学回来的十个人。这样，我只好服从分配。到文学研究所后，我被分到文学理论组去参加《文学概论》的编写工作。

李世涛：那您是挺幸运的，刚工作就参加了《文学概论》的编写工作。《文学概论》对我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教学、研究的影响极大，尤其在普及文学基础理论方面的作用功不可没。

张炯：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和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因为被教育部定为高校教材，确实影响较大。著名文艺理论家周扬当时任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亲自抓《文学概论》的编写工作，提出指导意见，还召集全国的著名专家学者开过多次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以求集思广益。

李世涛：除此之外，后来您又做了哪些工作？

张炯：到了1963年，所里根据上级指示，要派一批人到安徽去参加“四清”运动(当时叫作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学所就由所领导何其芳、毛星带领，去了一半人，到安徽寿县参加运动。我也被调到“四清”工作团里面去，在农村先搞了一年“四清”运动。之后，我跟邓绍基留在当地一个公社里当公社党委委员，还叫我兼任一个农村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任务是巩固“四清”成果，同时，又叫我们两人兼任文学所新来的大学生“劳动队”的正副队长。那时规定，新来的大学毕业生，都要先在农村劳动一年。所以，我就在那里又待了一年。我们除了组织“劳动队”的成员做过一次农民阅读的调查，把调查报告发表在《文学评论》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做农村工作，跟当地干部没有区别，上传下达，领导生产，处理村民纠纷，等等。1965年回到北京，何其芳所长又让我带领一个工作组到通县农村去探讨文学艺术如何为农民服务。白天跟农民劳动，晚间就跟农村青年一起，教他们阅读、唱歌、跳舞。到了1966年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当时我们还不叫社科院)新来了一位党委书记叫关山复，原吉林省的省委副书记。他来了以后，又部署学部各所去参加北京市的“四清”运动。所以，文学所又组织了一个工作队，蔡仪任队长，我和文学所的政治处主任张正当副队长，带了几十个人到门头沟去参加“四清”运动。我们去了以后，先学习政策作为准备，正要进村了，突然，“文革”开始了，学部就下令让我们都回来了。这样，我从参加“四清”到整个“文革”共13年就没有从事学术研究。中间有两年半在河南农村的“五七干校”，唯一能够读的是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

之后，我先被军宣队任命为文学所的民兵连长，唐山地震后又改当房屋修缮队队长。然后，何其芳又叫我参加筹办《文学评论》复刊的工作。那时候，我们学部恢复了业务，也派来了新的领导班子。所以，当时何其芳负责《文学评论》的复刊工作，就把我调去，叫我当编辑部核心组成员兼任现代文学编辑组的组长。可是，这个刊物还没有恢复，“反击右倾翻案风”就开始了。《文学评论》已经筹备好了一期稿子，也没法出了。后来，又让我们去批《水浒传》，不久，“四人帮”就垮台了。

李世涛：“四人帮”垮台后，全国各行各业走向正轨。这下，您能够在文学所静心做文学批评、研究学问了吧？

张炯：不然。“四人帮”垮台之后，大概过了一个礼拜，中央决定要从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抽调50个人进驻《红旗》杂志，代替姚文元原来的编辑班子。这样，我也被调去了，同去的还有刘再复、杜书瀛、陈素琰、谭家健、苏醒等好几位同志，还有外文所的同志。学部的人都是由秘书长王仲方带着去的，他是研究法学的，曾当选过中国法学会的会长。文学所和外文所去的都分在《红旗》杂志文化组，不久，文学所来的人陆续被调了回去。《红旗》杂志原来的编辑也陆续恢复工作。1977年1月，外交部原副部长王殊同志被调来《红旗》杂志当主编，就叫我和《红旗》杂志原来的老编辑何望贤一起负责文化组。文化组管的稿子包括文艺、教育、科技、体育、卫生这几条战线。我在这里工作了两年多，基本工作是组稿、改稿和写稿，经常开夜车改稿、写稿，因为有的稿子需要自己写。那个时候正在进行拨乱反正，思想逐步解放，展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我们的工作基本上就是配合这个形势的发展来组织和撰写稿子。我在《红旗》先后参加过几篇重要文章的撰写，一篇是纪念周恩来同志的文章，我们文化组的几位同志住在国务院二招，听取多位部长的意见后协助国务院写作组写了这篇文章。还有一篇是纪念朱德同志的文章，我们住在总参招待所，先是听取总参多位首长的意见，然后跟他们总参的写作组一起写。另一篇是跟教育部写作组合作，就是为所谓教育战线“黑线专政论”翻案的一篇文章，是由当时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主持的。我最后编写的一篇比较有影响的文章，是新华社原社长熊复调来《红旗》当主编后，叫我领着两个同志去协助谭震林副总理写的《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当时，我觉得《红旗》杂志这个地方不太适合我，我想还是调回文学所做研究工作好。在《红旗》的两年多，我还奉命去新疆、四川出差，了解当地文艺界的情况。在四川是由当时任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马识途同志接待的，会见过沙汀、艾芜、杨益言、方敬等老作家。1977年何其芳同志病逝。1978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恰好当时沙汀和陈荒煤到文学所来当领导，他们跟熊复同志相熟，就把我要回到文学所。

三、与时代同发展的学术平台

李世涛：经历了这么多的曲折，您终于可以回到文学所进行研究工作了。我一直有个疑问，您跟着蔡仪先生研究文学理论这么长时间，后来怎么转向文学评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呢？

张炯：我回到文学所正逢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讲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因而也是学术大发展的时期。我本来应回到理论研究室，那时候理论组已经改成研究室了。蔡仪先生要我去参加修改《文学概论》，因为当时邓小平同志讲“文学艺术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要修改。可是，主持文学所工作的陈荒煤先生另有考虑，找我谈话，让我到当代文学研究室去工作。荒煤说，当代文学研究室现在要编写当代文学史，你过去在大学时代就参加过编写文学史的活动，对组织集体科研有经验，你去协助朱寨同志来编写文学史吧。我刚回文学研究所就被选为所党委委员，让我分管所里的图书馆和资料室。而荒煤又叫我到当代研究室去兼副主任，还兼《文学评论》的编委。我记得，这个时候已经是1979年初了，所以，我真正回到文学研究岗位并从事当代文学理论批评，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至今也已四十多年了。

当时，当代文学研究室肩负着多重的任务。一是要追踪当前文学创作的发展，撰写文学评论；其次，又要准备写当代文学史。此外，我还受命筹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又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和陈荒煤、冯牧、李庚为总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丛书的撰稿、编辑工作。可谓头绪纷繁！好在正值壮年，我也跟大家一样，本着“把动乱十年丧失的时间找回来”的精神，努力去干。当时陈荒煤同志还亲自参加讨论当代文学史的编写提纲。而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同志听说后，就找陈荒煤、朱寨、许觉民和我四个人去谈编写文学史的问题。他谈到文学史应以作家文本为史实的基础，以及文学史与政治、经济、文化史的区别与联系等。我曾把他的谈话整理出来在文学所的内部刊物《文学研究动态》上发表。发表之前，乔木同志还亲自修改过，后来收在他的文集里。乔木说，你们文学所不要急于编写当代文学史，现在高等学校正在编写，等他们写出来听听社会的反映，然后你们再写也不晚。他还说，你们写的文学史应该更加重视艺术的分析，重视文学本身的发展。他最后指示我们可以先做一些准备工作，分别先写一些为文学史做准备的著作。根据他这个指示，我们回来以后就把工作作了调整，由朱寨先生领着仲呈祥、蔡葵、范际燕三个同志写《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我和蒋守谦一起负责跟杨匡汉、樊发稼等其余十多位同志编写《新时期文学六年》这本书。后来，我又主编了一本《新中国当代话剧文学概观》，还主编了一套类似1981年文学大系的丛书和创作理论方面的小丛书。在这过程中，我写了一些追踪创作发展的作家、作品评论，包括宏观性的评论。

20世纪80年代初我还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的总编委之一，参加当代部分的文稿撰写和编辑工作，并为荒煤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主编了其中的《理论史料集》两卷，又协同复旦大学唐金海、苏州大学卜仲康、杭州大学何寅泰等几十所高校的老师编撰出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陆续出版共计88卷。至于个人，我则出版了《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张炯文学评论选》《新时期文学论评》等评论集和专著《创作的思想导向》《朴素•真诚•美——丁玲创作论》等书，后者是与妻子王淑秧合著。

我在当代文学研究室担任主任共十年，同时还兼任以冯牧同志为会长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从1979年4月筹建该会，召开了大大小小的各种研讨会，筹办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丛刊》、《作品与争鸣》月刊、《诗探索》季刊、《评论选刊》、《中国热点文学》月刊和《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内刊等学术交流平台，并为当代文学研究和教学人才举办多种讲习班、函授中心、函授大学等，自然也占用了我很多时间，挤压了我个人的研究和写作时间。但这个研究会从无到有，逐步壮大为全国促进和联系当代文学研究学者的有影响的学术团体，还是堪以告慰的。这方面的工作，这里难以详述。

所以，我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工作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只是，我总被各种非研究性的事务缠身。

李世涛：您们当代文学研究室20世纪80年代确实做了不少工作。90年代，您们应该有更多的成果吧？

张炯：到了90年代，我的工作又有变动。从1991年开始，我被调到文学所主持全所工作，被任命为文学所兼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并主编《文学评论》《中国文学研究年鉴》等刊物。1996年，我又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理论批评委员会主任。此外，我先后还被世界华文文学学会选为副会长、被中国丁玲研究会和中国近代文学学会南社与柳亚子研究分会选为会长。1999年继冯牧、朱寨之后，我担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还兼了国家文化部的《格萨尔》研究领导小组的组长等所外的工作。从1991年起到2013年的22年间，我被聘担任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和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的文学专家组组长，负责国家社科五年发展规划的文学学科的调研报告草拟，以及每年全国社科基金的评审。经我评审通过的项目超过4000项，所以每年总有许多全国性的学术会议要参加，有几种学刊要编辑。因此，我就不能够只研究当代文学。除了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我还得顾及领导全所各个研究室的不同学科的发展，特别是文学理论和中国文学史的其他项目。那时文学所仅一年完成的各种科研项目，总数达3000万字。除了集体项目，如我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50万字，我与邓绍基、樊骏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十卷共500万字，我与邓绍基、陈骏涛、范传薪主编的《中国文学通典》四卷共400万字，各研究室还有各自的研究项目。两个研究所集体和个人的不同项目，总数达百余项。到了1999年1月,我方从所长岗位上退下。

我个人在90年代出版的著作则有专著《新时期文学格局》(18万字)，对新时期十多年来的文学发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巨人的光环下：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学》(15万字)，对毛泽东同志对新中国文学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和论述；《社会主义文学艺术论》(18万字)，探讨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规律；《新中国文学史》上下卷(66万字)，对半个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还著有个人评论集《文学的攀登与选择》(30万字)、《文学的回眸与思考》(33万字)、《走向世纪之交》(26万字)、《丁玲名作欣赏》(与王淑秧合著，53万字)。总数也达180多万字。此外，还主编了《丁玲全集》12卷。

四、走向新世纪

李世涛：在90年代，您有诸多兼职，除做学术管理和行政工作外，学术成果还十分丰硕。新世纪来临，您还做学术研究吗？

张炯：是的，那时中国社科院院长李铁映同志不让我们这批超过65岁的老所长退休，把我们组成以他为主任的院学术委员会，除讨论和规划全院的科研工作外，每年还组织我们这些委员到各地考察调研。我因2001年再次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理论批评委员会主任，还得兼顾作协的工作，每年都得参加作协主席团会议和全国委员会会议，还有作家作品的研讨会。期间，李铁映同志还让我介入文化问题研究，参加了在中南海召开的文化工作小型座谈会、杭州国际文化论坛等活动。我还被列为重要成员，参加了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我还与翟泰丰同志一起率领国家文化战略研究小组到多个省区做调研并撰写有关的报告和建议。我直到73岁才被批准离休。之后，我又被选为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和中国作协的名誉副主席至今，多次受命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去各地采风、去多个国家交流访问。湖南大学还特聘我兼任该校文学院院长，包括清华、北大、北师大、复旦、武大等数十所高校还聘请我为客座教授或博士生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我自己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还担任博士生和博士后的导师并带进修学者。总之，比90年代更忙！

不过，新世纪头十年，我还是抓住一切空闲时间继续做些学术研究。离休后，毕竟自由时间更多了些，大部分的负担都摆脱了，从2006年到现在，各种会议大大减少，调研、采风和出国访问，使我扩大了自己的学术视野，增加了对国内外实际情况的认识。我出版的个人成果和主持的集体成果倒比过去可能还多一些。2008年编成十卷本、500万字的《张炯文存》，收有此前的著作。其中一卷是我的文学创作，包括诗歌、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等，其他九卷则包括文学史论、理论专著和当代文学评论及文艺短论等，涵盖20世纪80年代初到新世纪初我出版过的论著，而离休后至今，我则新出版了个人评论集《文学的评论与对话》(40万字)、《文学多维度》(27万字)、《写在新世纪》(26万字)、《世界华文文学与中国》(26万字)；专著《先进文化与当代文学》(40万字)、《社会发展与中国文学》(15万字)、《论马克思主义与文学》(30万字)、《文学透视学》(35万字)。此外，还有散文小说集《迟开的梨花》(28万字)、游记《从神州到世界》(13万字)。

在集体项目方面，我主编了《新中国文学六十年》四卷(100万字)、《中华文学发展史》上中下三册(150万字)和《学者评论家丛书》12本，与吴子林共同主编并出版《闽籍学者文丛》30卷。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第二版、第三版的副总编，参加这两版的规划和部分文稿的撰写。2012年以来主编一套《中国分类文学史书系》10卷。另外作为成员，还参加中央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文学理论》组的工作。就是说，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相当大的精力都转到中国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研究方面。12卷本的《中国文学通史》，被中国社科院作为全院的重大学术成果向社会推出。

所以，回顾我的研究工作经历，如果说在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批评方面有什么成绩，大概是首先拓展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领域，把我国各民族、各地区(包括港澳台)的各种题材的文学作品的古今发展都进行了系统梳理，弥补了以往中国文学史著作的不足。其次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同时，重视吸纳当代科学研究的新成果，构建了系统论文艺学(即《文学透视学》)。再次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标准和方法的同时，也吸纳和尝试跨学科、跨时段、跨地域的比较文学的视点和方法，在20世纪的世界文艺思潮和创作发展的视野中，撰写较多微观和宏观的当代文学评论，如《先进文化和当代文学》一书。

五、老当益壮再发余热

李世涛：您作为一位活跃的文艺评论家，长期奋战于评论一线，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的发展历程。您如何看待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和理论的发展呢？

张炯：前面说过，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作《新时期文学格局》。这本书里专门有一章写新时期文学的理论批评。当时，我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进行了一些初步概括。我认为，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批评形成一个开放的、多层次的、多角度的、多种类的、多方法的、立体性的格局。这跟过去是不一样的，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主要是把解放前多元的批评进行了一个朝着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转变。后来，还出现了极“左”思潮，包括“文革”中的大量“棍子式”批评。改革开放之后，按照周扬的说法，我们迎来了第三次思想解放。他认为，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第二次是延安整风，第三次是新时期改革开放，迎来了中西文化的又一次大规模碰撞。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才可能形成一个新的格局，既有微观的批评，也有宏观的批评。我后来在《文艺研究》上发表过一篇关于回顾新时期文艺理论批评方面的宏观性文章，在《文学评论》发表过几篇年度性的关于理论批评发展的概评。1981年，我在文学所曾经组织过当代研究室编了一套丛书，包括诗歌、小说、戏剧、电影、儿童文学等，分别精选当年各种体裁的新作，各出版一本选集。在这个基础上，我曾经写过一篇《1981年的中国文学》，在《作品与争鸣》上发表，作为年度全国文学发展的宏观批评。我还写过《百年中国文学的深刻嬗变》《正确认识我国的新文化和新文学》《人文精神与二十世纪文学》《中国共产党与百年新文学》《哲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等宏观性评论，体现视角多样的跨学科的批评。现在宏观性批评和年度批评以及多视角多方法多层次的批评，《文艺报》和其他报刊经常在做，这是一个显著进展。

第二个进展是自主意识和科学思维的品格在我们文艺理论批评界重新确立了。因为科学研究必须独立自主，尤其需要真知灼见。真理的探讨如果缺乏自主的精神，变成盲从了，那绝对不行。即使是集体项目，也建立在自主研究的基础上。所以，教条主义不可取。有了自主，创造思维才可能展开。这四十多年出版的理论批评著作跟过去不一样，逐步地形成一种创新的格局。如文艺学先后出版的多种版本，如象征论文艺学、主体论文艺学、生态论文艺学、系统论文艺学，等等，就可以看到这种新的气象。文艺批评中既有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也有印象主义、形式主义、纯美主义的批评。

第三个进展，我们形成一个老中青同台、比较迅速成长壮大的队伍。当年像周扬、林默涵、陈荒煤、张光年、冯牧、黄秋耘、秦兆阳、王朝闻、陈涌、陆梅林，这些老同志在改革开放后仍然健在，不断有新作发表。中年的评论工作者，包括唐因、唐大成、谢永旺、陈丹晨、阎纲、顾骧、缪俊杰、谢冕、刘锡诚、陈辽、钱中文、何西来、程代熙、郑伯农、李准、丁振海、王愚、肖云儒、潘旭澜、韩瑞亭、雷达，等等。还出现了很多更年轻的，像仲呈祥、白烨、曾镇南、张志忠、陈晓明、孟繁华、程光炜、朱向前、吴义勤、谢友顺、梁鸿鹰、何向阳、李建军、张清华、陈思和、王尧、丁帆，等等。现在年轻的更多了，因为一批批博士和博士后纷纷登上评坛，队伍空前壮大。

这不是说当代文艺理论批评没有问题。对于加强文学理论批评，在2006年的时候，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换届，当时中央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是李长春和刘云山同志，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宴请我们这些换届的老同志。在吃饭期间，他们两位领导来敬酒，刘云山同志就向李长春介绍，说我是搞文学评论的。当时，他们就叫我搞个关于理论批评方面的调查报告。那时候，社会上对文艺批评有些意见，如商品化和人情批评等，要我就如何加强文艺理论批评提些建议。后来，我给他们写过一份报告。中宣部还指示《光明日报》《文艺报》对加强文艺理论批评展开讨论，我也应约给他们写过文章。

李世涛：您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然辛勤耕耘、笔耕不辍。最近，您主要做些什么工作？对您今后的工作有什么规划？

张炯：2013年我年届80岁，辞去最后一个花时间的兼职,即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和社科基金评审文学专家组组长的工作。这样，我的自由时间就更多了，身体也还康健，本着发挥余力的精神，十年来我又在文学研究和创作方面继续著写和编撰些新的著作。目前，我还有几部书稿，一部是81万字的《中国现当代小说史》，已于2022年出版；另一部是20万字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从延安到北京——兼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中国化》，有关部门尚在审定中。还有一部《新中国长篇小说发展史》(46万字)，江苏文艺出版社原定年底出版，至今尚未见书。这大概是我从事文学研究和理论批评的谢幕之作。因为写完这几部书，我回到了早年丢下的创作方面，虽已耄耋之年，前后三年，写了一部35万字的长篇小说，题为《巨变：1949》，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献礼，2019年《中国作家》第九、十期连载了。另有散文选集《天•地•人》18万字，作为阎纯德教授主编的《北大学者散文丛书》之一，也待出版。今年还写了一部自传近40万字的初稿。此外，近十年我应山西教育出版社之约，与仲呈祥、郎樱共同作为总主编，编了一套《中国分类文学史丛书》，计有十种，已出版陈才智著《中国诗歌史》两卷，石昌瑜著《中国小说发展史》两卷，程芸、方志平、胡非玄著《中国戏剧文学史》一卷，李春青等著《中国文论史》两卷，张金尧等著《中国影视文学史》一卷。已完稿待出版的还有《中国散文史》《中国网络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海外华文文学史》等。

李世涛：作为资深的、经验丰富的文艺评论家，您觉得今后我国的文艺评论应该如何发展？您对当下、未来的中国文艺评论有什么期待？

张炯：目前文学评论已分为三块，即媒体评论、学院评论、网络评论，各有特色，也各有长短。网络评论反应迅疾，短小精悍，但难深入；媒体评论为报纸所尚，因比刊物发行量大，能起广告效应，也能多所欲言；学院评论重视学术深度，内涵厚重，但影响不如报纸之广。总之，三者可以扬长避短，但难以互代。重要的是都应该守正创新，激浊扬清，避免唯市场是从，避免不管作品如何，只说好话。无论宏观批评，还是微观批评，都得加强战斗性、科学性、可读性，这样，文学评论才有生气。

访后跋语

张炯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文学评论家、理论家，他长期活跃于中国当代文学评论、研究领域，参与、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而且，他长期从事管理工作，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也是一位文学界的重要领导。近年来，我承担了一个中国当代文学口述史的课题，一直想采访他，他自然也是我采访的合适人选。平时，我多次在会议上见到他，但都没有机会深谈。这次，我本想通过课题的机缘与他深入交流，但突遇疫情肆虐，见面又成泡影。好在现在通讯方便，通过手机微信就完成了访谈。采访时，适逢北京夏季高温，天气炎热，但张先生不辞辛劳，不但认真地做了准备、回答了我的提问，还细致、及时地修订了访谈稿，令人感动，他的记忆力、口才之好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先生访谈的内容非常丰富、翔实，既让我们了解了他的人生经历、评论、研究、社会活动，又使我们了解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界、评论界、研究界的许多情况，相信对于今后的中国当代文学评论、文学研究也大有帮助。最后，请容我再次感谢张先生的辛勤付出，祝愿他有更多的成果问世，继续为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