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章斌，1983年生于广东乐昌，诗人、学者，南京大学历史学学士，文学硕士、博士，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联合培养博士，美国格林奈尔学院访问教授，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以新诗为主，著有学术专著《在语言之内航行：论新诗韵律及其他》《“九叶”诗人的诗学策略与历史关联（1937-1949）》、诗集《像石头一样工作》、编著A Century of M odern Chinese Poetry：An Anthology（合编）、《新诗细读》等，并在海内外以中英文发表论文七十余篇。曾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亚太华文文学评论奖首奖、台湾第三届思源人文社会科学博士论文奖首奖、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等。

记者：你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新诗研究，一方面是对重要诗人的个案研究，一方面是对新诗创作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回头来看，这条诗歌批评之路是如何起航的？

李章斌：我从事诗歌批评起源于我对诗歌的热爱，倒不是一开始就想好去从事所谓的“批评”。在高中之前我几乎不读现代诗歌，接触的主要是古典诗歌，上了大学以后，机缘巧合，我开始阅读一批现代诗人，比如国外的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佩索阿、策兰、米沃什等，囫囵吞枣。也开始阅读中国现代诗人，比如穆旦、卞之琳、昌耀、多多、商禽、海子等。一开始自然想到的是写诗，想做一个诗人。后来认识到做“诗人”没法养活自己，就退而求其次选择在高校研究和教授诗歌，于是批评之路就无意中“起航”了。

我二十几岁读现代诗的时候，其实并没有什么系统的想法，经常在笔记本上抄下我喜欢的诗歌，偶尔点评几句，一般很随意，甚至经常拿别人的诗和自己的诗做比较，哈哈。后来这些笔记本累积下来，有几十本之多。现在重翻一下十多年前的笔记本，发现其中居然有不少我在后来的文章中表述的想法的雏形，比如现代诗与“恶”的问题，“韵律”为何走向离散状态的问题，当代诗的“反抗传统”的问题，等等。这大概就是我批评之路的起源吧。至于说“重要诗人”的研究，这也很好理解，我研究的基本就是我读得比较熟的诗人。至于“不太重要”的诗人，当然是不必研究的，人生苦短，何必浪费时间在浩如烟海的二流、三流诗人身上？当然，何者“重要”何者“不重要”也是需要研究的，“重要”不等于名气，也不等于是否写进了“文学史”。我个人的标准是，看他们是否对于诗歌的语言质地与精神特质有根本性的推动和贡献。当然，每个批评家都需要认真反思他所持的标准与他评判的角度。

记者：你在《水晶的凝成》一文中提到，对于文学批评者而言，需要不断提醒自己的两个词，是“诚实”和“定力”。在我看来，你的诗歌批评践行了这两点。那么，诚实与定力，何以重要？

李章斌：我所说的“诚实”与“定力”，确切地说还不是一个“目标”，而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法，因为没有哪个批评家或者学者经得起“不诚实”和“浮躁”这两种“病毒”的联合打击。我在那篇文章中说：“一个人一旦‘用心’不诚，文字上很快就会出现矫饰、浮夸、虚弱乃至伪善等种种特征，几乎无法掩盖，久而久之，这些东西就会像细菌一样在文章中蔓延开来。”一个人一旦不在“文章”上下功夫了而是想着权势与利益的时候，精神的堕落会在他勉力为之的文章上赫然地显示出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很少有人能够“一心二用”，“双卡双待”的人理论上来说或许有，但现实中却极难见到。诗人多多有一句话说得好：“当你的‘公转’快了，‘自转’就会慢下来。”

记者：这或许也就不难解释，你的诗歌研究对焦的正是那些基础性的问题，如诗歌的声音与节奏问题、当代诗人的语言意识与历史意识等。事实上，选择以此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其背后有着怎样的文学观念上的指向？这与你所说“期待的批评文字是能够‘内嵌’于文学史与学术史的长远发展中的”，又有着怎样的关联性？

李章斌：你说的节奏问题与语言问题，碰巧诗人W.H.奥登在接受《巴黎评论》访谈时说过这样的话，说得挺有趣，在被问到是否教过写作时，他说：“如果不得不去‘教诗歌’（感谢上帝，我没踏上这条船），我会专注于韵律、修辞和语言学，还有诗歌背诵。”在奥登看来，这是诗歌写作中最基本的东西，也是在大学教学中可以去“教”和“学”的东西。当然，诗歌写作中还有很多“功夫在诗外”的东西，但这些东西不适合也不必在课堂教学。我在大学教学里重点教的也是奥登所说的那几样东西。这些东西看来会很细枝末节，比如，我经常讨论昌耀为什么会把一个完整的句子生硬地截断，甚至在中间加上句号？商禽散文诗为什么把一句话说那么长？还有，为什么穆旦喜欢把词语换个很不同的范畴来“借用”（经常变成所谓“隐喻”）？为什么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的诗歌喜欢用整饬的诗歌形式并以对称、排比方式组织起来？有的问题在学生看来甚至显得“鸡毛蒜皮”。但是，这些问题确实是写作者一提笔就会碰到的基本问题，它们像是一些通往天堂的小小的入口，指向的是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本质。至于说这些问题与学术史的关联，那说来可话长了。诗歌的节奏与声音的问题是新诗诞生伊始就面临的难题，因为它毁弃了传统的格律体式转向以自由诗为主的状态，自然也就不断地引发争论，直到今天也如此。我希望能够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线索，具体的讨论我已在今年即出的《新诗节奏研究》这本专著里展开，就不展开说了。

记者：不得不注意到的，是你的学术背景，本科历史学专业，博士期间海外研读，这使得你的知识结构和精神视野有着更为丰富的历史维度，以及理论的内涵（王彬彬教授语）。于你自己而言，这样的学术背景确乎影响了你的诗歌批评吗？历史维度、理论内涵显然是当代文学批评重要的范畴，但在实际有些时候它们指向虚假与空洞，那么，在你的诗歌批评中是如何展开的？

李章斌：谢谢王老师的赞许。惭愧的是，本科学的历史知识我基本遗忘得差不多了。至于你说的“历史维度”，我觉得不要把它当作一个现成的事实来看待。首先是，现代历史依然有很多空白和禁忌，“历史”本身是怎么回事我们未必那么清楚。其次是，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历史感知和历史认识，穆旦和艾青所处的时代基本同步，但各自的感知是截然不同的。在说“历史维度”或者“历史意识”的时候，得问哪样“历史维度”，否则就会变成一个空洞和虚假的舞台背景了，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另外，“历史意识”也不仅仅指社会、政治方面的历史，其实也包括整个文学、文化的体系，即一种处于文明中的意识，就像T.S.艾略特所说的那样。我觉得对于当代诗而言，一个重要的命题是如何利用好“历史”这个基点，生发出更多的想象力与语言创造的可能，同时保存着自身的诗性活力，不会被同质化的“历史”所同化和窒息。

记者：因为聚焦于上述所说的那些诗歌中的基本性问题，你探索的是新诗的“声情批评”“语言批评”，你想与之区分的，应该是那些玄谈、架空之论，这也带来了你的诗歌批评给人的一种印象，即扎实、细节、精微亦有理论建构与问题意识。但一个事实是，当下诗歌批评的生态是复杂的，在新诗经典化与不断生成的新潮话语之间，诗歌批评显出了它的困难之处。

李章斌：玄谈与架空之论甚多是我对当代诗歌批评的个人观感，可能有不少人会不同意，我就姑妄言之吧。可能因为我一开始做的是纯学术研究，而非批评，所以我对当代诗评很多不做论证就下判断、生造名词不做界定的做法颇为疑惑，这类批评只是个人化的印象，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而学术研究追求的是坚实可靠的东西，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当然，近几年我也认识到，玄谈也有存在的必要，因为诗歌写作与理解中必然会有一些神秘或者“灵韵”性质的元素，不能所有问题都像解剖学一样精确、可靠。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所谓“作者诗学”的存在，其中玄谈甚多。我只是不希望在学术研究领域过多沉溺于玄谈。我最近做的一个工作是力图调和“作者诗学”与“读者诗学”，由虚入实，虚实结合。所以最近我的文章也不再要求自己把所有的问题都论得那么“满”了，留下一些“呼吸气孔”与“空白”，不能太层层推进、步步为营，把读者给“憋”死了，有的东西你“空”了，读者就懂了。

至于当代诗评的状况，问题自然是存在的，我的基本判断是泥沙俱下，八仙过海，活力十足，甚至要比小说批评领域要有活力。你说的“新潮话语”在哪个领域都存在，我们要思索的是如何让这些新东西沉淀下来，凝聚成更稳固的“晶体”，而不是满足于话术的更新。

记者：“作者诗学”和“读者诗学”，倒是个有趣的话题。新诗发展至今，它的自我认同、文体本质、社会定位，在诗人自身、批评家以及读者那里的体验或许都是不同的，其中的分裂与弥合也是复杂的。作为研究者的一极，你如何看待诗歌批评的有效性？

李章斌：确实，新诗在不同的群体间有截然两分的认知，在普通读者那里，新诗早已“边缘化”了，读新诗的人毕竟是少数；但在诗人、诗评家哪里，人们对诗歌却更为“敝帚自珍”了，有的人甚至将其作为一种“宗教”或“崇拜”。奚密老师有一篇文章《当代中国的“诗歌崇拜”》对此有深入观察。当然，认知的分化在现代社会其实也是司空见惯的事，不能要求所有人对一件事都是一个看法。作为研究者，我觉得诗歌批评在最基本的层次上应该起到沟通的作用，他要把诗人直觉感受到的东西提升到理性的层次明确地说出来，也要让读者理解一首诗的形式与精神为什么是如此。至于在更高的层次上，我觉得有效的批评应该直指这个时代精神问题的核心。

记者：如前所言，诗歌批评之外，你也进行新诗创作。与小说研究者少有小说创作不同的是，诗歌创作与研究同步进行的不在少数。我所好奇的是，你的诗歌创作与批评之间，有更深的内在连结吗？

李章斌：是的，我已经写了十几年诗了。在当代诗歌批评家中，这好像是很常见的现象。不过，我写诗其实并不是为了“帮助”我的诗歌批评，我写诗早于做批评。一个人的精神发展到某个程度，就不再满足于别人的表达，而想要自己来表达。这一点王小波说过了：“每个人都要做自己的诗人。”至于说创作与写作的连结无疑是有的，但不是一种简单的等同关系。我想写作习惯让我更能体察“作者之心”，也贴切地意识到“解诗”的危险——解诗如掰开花瓣——从而避免理性所带来的狂妄。当然，这一点有时或许又带来另一种狂妄——写作者的狂妄。不过，我不希望在批评与写作之间出现“相互加码”的情况。说一个老笑话，我本科学历史时，有一个同班同学特别会修电脑，经常自我嘲讽说：“我是学历史的人中最懂电脑的；也是懂电脑的人中最懂历史的。”问题是，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也不是一种赞誉。所以，我希望将这两个身份区别对待，写诗时我就是和其他诗人一样的写作者——“批评家诗人”之类的称呼是可疑的赝品——而在做学术研究与诗歌批评时，我就是一个学者，而不是什么“诗人学者”，诗人身份绝不能变成逾越学术原则的借口。所以，两者最好不要“相互加戏”，这对写作和批评都百害无一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