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初见北京这座文化古都，郭沫若是在赴海外留学的旅途上。“北京城头的月”，让他感受到古都蕴含的些许诗意，但这里不是他驻足的地方，他眺望的是远方。30余年后，当阅尽千帆的郭沫若，又从东北经原路走进北京，这里已经“换了人间”。古都成为新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一切都不同了，已经成为著名文学家和学者的郭沫若也不同了。

接踵而至的各种会议，一次次的国务活动、社会活动、文化活动，还有一个一个新职务的加持：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历史研究一所所长、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等等，当然有两个身份是没有改变的：文学家与学者。这最初的繁忙，实际上预示了郭沫若此后的北京岁月是什么样子。

文学家、学者仍然是郭沫若最重要的社会身份，但北京之于郭沫若，俨然成为一个阔大的人生舞台，他以一个个不同的社会角色交错期间，腾挪穿行。北京在郭沫若的文学创作或其他文化活动中，基本上并不表现为一种地域文化环境。

如果将“郭沫若在北京”作为郭沫若研究的一个学术范畴，它当然需要一个学术思考的着眼点和切入研究对象的视角。那么，这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展开一个空间的维度，即“在北京”，而主要呈现为一个时间的维度：“新中国成立后的郭沫若”。

在郭沫若研究中，很多时候需要有一个历史时段的框定，譬如，少年时代、留学时期、流亡时期、抗战期间等等，这会让学术思考具有更明晰的历史指向和历史内容。

郭沫若在北京，或者说“新中国成立后的郭沫若”研究，已经有了多方面展开以及许多研究成果，但主要集中在一些学术思考的点上，譬如，历史剧《蔡文姬》的创作、学术论著《李白与杜甫》的撰写、《兰亭序》论辩等等。相比较而言，“新中国成立后的郭沫若”在郭沫若研究中，还是比较薄弱的一环，远逊于其他历史时期的研究。

其中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关于郭沫若宏观把握和认知的难度。北京在共和国的政治文化生活中是一个特殊存在，那么具有各种政治文化身份而活动在北京的郭沫若，于其人生旅程中自然也会表现为一个独特的存在，它们是郭沫若过去所不曾有过的人生经历。要对这一时期郭沫若的人生有宏观意义上的把握，做全面的历史叙事，实非易事。而这个把握和认知，又是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郭沫若”的基本出发点，它关系到怎样评说郭沫若各个方面的活动，并进行深度思考。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崭新的社会革命和政治态势之中，文化语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郭沫若的诗歌创作走向出现了新的特点。从形式到内容、题材的选择、审美意识的传递、诗歌表达的方式、语言的运用等都与此前大为不同，“命题”为诗在其创作中成为常态，其诗歌的基本主题则是歌颂。这种种变化既是郭沫若的个人选择，也是时代的选择，要评说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就要在政治、文学之间有一个恰如其分的把握，不然可能会陷入就事论事，以偏概全。

文献史料收集整理的不足，是影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郭沫若”研究的另一个原因。郭沫若在北京度过了后半生，身兼各种职务，涉足多方面的政治、社会、文化活动，相关文献史料数量巨大。但在许多方面它们还未曾被整理，处于缺失状态。以档案资料为例，郭沫若后半生的工作和经历，有很多都留存在档案资料之中。发掘整理这些档案资料，方可支撑起相关的学术研究，譬如，郭沫若为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所做的工作，为创建、管理中国科学院所做的工作，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办学思想，《蔡文姬》的创作主题，《兰亭序》学术论争的来龙去脉等等。

总之，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尚大有可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