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是波澜壮阔的世纪，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世纪。在这群星璀璨、熠熠生辉的世纪中，郭沫若站在了那群最耀眼的历史人物之中。他一生经历了保路运动、新文化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社会主义建设等20世纪中国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参与领导了一系列重要的历史活动，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到屹立于世界之东方的全过程。“巍巍无产者，赫赫大文豪”，这是数学家苏步青《郭沫若院长挽诗》的首联，形象说明了郭沫若的身份和贡献。郭沫若不仅在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翻译等方面贡献卓著，也是一位有威望的革命者、社会活动家。他传奇的经历、渊博的学识、多方面的才能，给中国现代文化打上了深刻的印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都是举世公认的他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

郭沫若的首要身份是革命家，他以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为终身奋斗目标。或许人们会把郭沫若当成文学家，“鲁郭茅巴老曹”，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仅次于鲁迅。或许人们会把郭沫若当成学者，“甲骨四堂”、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他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无法逾越。他既是著名作家，也是学术大师，但更重要的身份是一位革命者，革命者的奋斗和追求是他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底色和根基。

青年时代的郭沫若亲眼看到官僚的腐朽堕落、半殖民地上海的畸形繁荣、政府在对外关系上的软弱和中国社会的混乱，他参与社会调研，了解民生疾苦，观察到底层百姓经受了战火和剥削后在死亡线上的痛苦挣扎，努力寻找救国救民的办法。郭沫若认真阅读和翻译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坚信中国只有走苏俄的道路，只有实行社会革命才能够实现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他和那些主张走日本和土耳其道路的孤军社朋友分道扬镳，并在《洪水》等刊物上进行了激烈的思想论争。他在《马克思进文庙》中让马克思走进文庙和孔子对话，发现彼此竟是同道，这是郭沫若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初步尝试。

郭沫若在文章中表现出的鲜明倾向性受到关注，瞿秋白偕同蒋光慈拜访了郭沫若，他们相互认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后来郭沫若加入中国共产党埋下了伏笔。在瞿秋白的推荐下，郭沫若接受了广东大学的聘书，就任文科学长。他领导文学院进行了一系列革新运动，受到学生的衷心拥戴。他向中共广东大学总支委员会提交了入党申请。中共广东大学总支委员会报中共粤区区委，区委经过研究，认为郭沫若最好能够先在实际工作中锻炼一段时间。国共合作的北伐军组建后，成立了政治部。在周恩来等人的安排下，经共产党人孙炳文介绍，郭沫若参加了政治部并随军北伐。北伐军攻占武汉后，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兼任了湖北省政府主席，副主任郭沫若实际负责了政治部的工作。蒋介石对他很信任，但郭沫若在安庆发现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迹象，于是在朱德家中写下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篇战斗檄文。文章在报上发表后，震动一时，蒋介石等人十分愤怒，郭沫若因此受到通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郭沫若在上海向周恩来汇报了相关情报，这为中共接下来独立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重要参考。八一南昌起义爆发，郭沫若被任命为起义部队主席团成员兼宣传委员会主席。起义部队撤退途中，郭沫若在周恩来、李一氓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受到挫折，反动派四处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时候，郭沫若毅然加入党组织，是坚贞革命信念的表现。从此，郭沫若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致力于实现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

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乔装回到国内，和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作为中共秘密党员，郭沫若长期接受周恩来的单线领导。在周恩来等人的安排下，郭沫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从事抗战宣传工作。抗战前期，郭沫若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没有大的进展，这引起了一些学界朋友的善意批评，他回答说：“抗战以来，关于学术研究的工作是完全荒废了，但我也并不引以为憾。在目前这样天翻地覆的时代，即使有更适当的环境让我从事研究，我也不会有那样静谧的心境。我始终是一个‘人’，那种‘超人’式的行径，的确是超过了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等一系列要职，活跃在科学、文化、教育、人民外交等领域。他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科学和文化人才的培养、考古和历史学科的建设夙兴夜寐、操劳不已。

郭沫若多次率团参加国际会议，会见外国政要和有影响力的各界人士，在这些活动中捍卫着中国人民的利益。朝鲜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在奥斯陆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上揭露美国在中国东北和朝鲜使用细菌战的事实，呼吁大会行动起来阻止这一行为。当大会通过决议，组织“调查在中国和朝鲜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时，郭沫若用手绢捂住眼睛，任凭激动的泪水流淌，并向一旁的钱三强说：“总算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委托啊！”

反殖民主义和反霸权主义是贯穿郭沫若一生的重要思想。早在五四时期，郭沫若就在《狼群中一只白羊》《胜利的死》等诗歌和《牧羊哀话》等小说中关注和支持爱尔兰、朝鲜等民族的反殖民斗争。他积极参加抗战，也是他反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自决的重要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的足迹遍布埃及、古巴、越南等第三世界国家。

郭沫若将革命和学问融合在一起，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充满了现实意义。郭沫若是革命者，也是学术大师和文学名家，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始终围绕着中国革命和建设展开，急人民之所急、赴人民之所需，充满了时代精神和现实意义。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很多共产党员转移到国外隐蔽待命。在党组织的同意下，郭沫若于1928年春寒料峭之际东渡日本，开始了他长达10年的流亡生活。在常常梦见自己被军靴踩在头上的流亡的日子里，在日本警察和宪兵的双重监视下，他致力于思考中国革命何去何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人类历史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发展阶段，当时有些中国知识分子却认为中国具有特殊国情，这一理论并不适合中国历史，因而否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郭沫若研读了《易经》《诗经》等史料，并根据他对甲骨文金文的初步阅读，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论证了中国和西方一样，经历了奴隶社会这一重要的社会发展阶段，从而间接回答了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呼应了国内革命的进展。

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过程中，郭沫若发现传世文献不尽可靠，他需要第一手文献，于是开始研究甲骨文金文，并迅速在这一领域成为国际顶尖学者。他在甲骨文字识读、分期断代、卜法文例、断片缀合等方面取得了傲人成就，被学界敬称为“甲骨四堂”之一。他受美术考古等学科的启发，用标准器研究法凿破金文混沌，按照时代和国别对两周金文辞整理出一个科学的体系，成为此后金文研究不可绕过的高峰。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国民党对郭沫若等人的活动加强了限制，郭沫若只能又重新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历史研究和历史剧创作上。史学名篇《甲申三百年祭》被中共中央作为整风运动的重要文献，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平时，毛泽东告诫大家不要做李自成，也是从中受到的启发。郭沫若创作了《屈原》《虎符》《南冠草》等历史剧，号召团结抗战，主张尊重人民。他还系统研究了先秦诸子思想，写了《青铜时代》《十批判书》这样的史学名著。毛泽东读了郭沫若的著作，在延安给他写信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绝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有大益于中国人民”是毛泽东对郭沫若史论和史剧的高度评价，高度凝练地概括出了郭沫若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的意义所在。

郭沫若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中一直倡导“人民本位”的理念。早在1946年，郭沫若就说：“今天衡定任何事物的是非善恶的标准，便是人民立场——要立在人民的地位上衡量一切。”“举凡有利于人民的便是善，有害于人民的便是恶。坚守人民本位的便是是，脱离人民本位的便是非。”不久，他又在《历史人物》的序言中说：“我的好恶的标准是什么呢？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我就在这人民本位的标准下边从事研究，也从事创作。”“人民本位”“有利于人民的便是善”是郭沫若终身践行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标准。

郭沫若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具有雄浑大气的视野和海纳百川的胸襟。他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梁启超等前辈知识分子的影响下，在长期的海外留学和流亡生活中，在广泛阅读和研究外文资料、翻译西方科学文化著作的过程中，养成了世界性的眼光和海纳百川的胸襟。

1914年，22岁的郭沫若在大哥的资助下东渡日本，经过刻苦的学习和准备，考取了九州帝国大学这所在日本仅次于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的著名高校。他在医学部求学期间，广泛阅读泰戈尔、惠特曼、福楼拜等人的文学作品，深入观察和了解日本的现代文明，并重新阅读庄子、王阳明等人的著作，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世界性视野和深邃的抒情风格，创作出昂首天外、壮怀激越的，被誉为我国第一部成熟的新诗集《女神》。在《晨安》中，诗人的目光掠过俄罗斯、帕米尔高原、印度恒河、埃及金字塔、比利时、爱尔兰、大西洋、美国、太平洋、日本，宛如在飞速运动的卫星之上俯瞰地球。在《三个泛神论者》中，郭沫若将世界上不同文明、上下千年的三个历史人物——中国的庄子、荷兰的斯宾诺莎、印度的加皮尔（Kabir）并置在一起歌颂。拥有如此宽广和深邃的历史和地理视野的郭沫若，在研究中国历史、考察中华文明的由来和未来中国的走向时，自然会有开阔而深刻的思考。

郭沫若是被低估的翻译大家，他留下来的600多万字的翻译著作来自德、英、日三种语言，广泛涉及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艺术作品之真实性》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诗歌、戏剧、小说、学术研究、科学等多个领域的世界名著，这些著作的作者包括歌德、泰戈尔、辛克莱、高尔斯华绥等重要作家。他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等著作风靡一时，成为年轻人的枕边书。

在学术研究上，郭沫若始终关注着全世界的学术进展，和海外学者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在翻译《美术考古一世纪》时，发现欧洲大陆已经被考古学家考察遍了，而中国大陆的很多文化遗迹大都还没有得到考古发掘。他立志要在世界文化史上写满中国文化这一白页。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是要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经典著作的不足：“于他所知道了的美洲的红种人，欧洲的古代希腊罗马之外，提供出来了他未曾提及一字的中国的古代。”填补世界文化史的空白，是他一以贯之的理想。

郭沫若在学术视野上时刻保持着世界眼光，和国外学者保持着密切联系，促进中国学术在和外国学术的交流中发展。在流亡日本期间，他和日本学者中村不折、河井荃庐等交换资料，并得到内藤湖南的高度肯定。他的历史研究得到苏联科学院东方学院院长司徒鲁卫的高度评价：“中国的古代，以前都蒙在迷雾里面，经过你的研究，把那些迷雾扫清了；我们很高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没有一个民族形成了例外。”

郭沫若不仅在历史研究和文学创作上拥有着世界眼光，还在科学技术上保持开放心态。在留学期间，郭沫若汲取了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在解剖学、生理学等方面有系统的钻研，听过爱因斯坦、巴甫洛夫等科学泰斗的讲座。由此，他广泛关注到西方在科学文化上的最新成果，翻译了《生命之科学》这部科学巨著。正是有了这样丰富的积累，在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院长。在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期间，郭沫若积极争取钱学森等在海外的科学家归国效劳，并对他们委以重任；他关心着陈寅恪等老一辈学者，积极帮助他们出版专著、发表文章，提供生活上的方便。郭沫若积极倡导科学技术和生产相结合、积极推动知识分子的思想进步，积极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努力加强中国科学家和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家的交流，争取苏联科学家援助中国科学界，还努力和日本、法国、英国科学界建立联系，和核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坂田昌一，以及自然科学史家李约瑟等人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在郭沫若等人的积极努力下，我国的科学技术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作为革命者的郭沫若，以他世界性的视野、渊博的学识、博大的胸襟，为争取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投身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洪流并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为人民做学问，为人民而写作，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值得我们永远追念和学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