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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拥有丰厚的人文学识和文化素养，杰出的学术建树与超卓的诗性创造力在他的文化人生中得到了融合与互补。他的智性与诗性、才具与才情臻于圆融，堪称是一位完整意义上的文化巨匠。

郭沫若的形象有时给人以分裂之感，但他作为文学家与学问家的形象是彼此抱合的，因此他被视为一个“球形发展”的天才式人物，也就是说，其卓越才能在多个领域都得到了全面发挥。倘若不能准确深入地把握其精神人格的完整性，就会简单地将其归结为主体的分裂状态。本文尝试分析的，正是郭沫若作为诗人与学者在精神人格和文化形象方面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学术研究对文学感兴的抱合

郭沫若首先是中国现代杰出的文学家。他的《女神》以对时代精神的抒写，开创了汉语新诗的一代诗风，《屈原》《棠棣之花》等又以历史资源的开发造就了现代诗剧的卓越风采。郭沫若的戏剧或诗剧几乎都是历史剧，是他精研历史并深耕历史文化感兴的诗性成就。郭沫若贡献给汉语诗坛的第一本新诗集《女神》，特别是影响巨大的《凤凰涅槃》《天狗》《匪徒颂》《晨安》《三个泛神论者》等等，也多取材于中国历史和民间神话传说。几乎难以想象没有历史感兴和历史文化深耕意识的诗人郭沫若，其创作比任何现代诗人都更倚重于现代人文学术资源。

郭沫若同时是现代人文学术的开拓者和卓越实践者。他的历史研究、考古研究和社会思想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冠绝一时，而且也为后来者，哪怕是对其展开学理批判的专业学者所难企及。他的学术研究始终包含着诗人的气质，带着浓厚的文学家风采，这同样说明他的文化精神中诗人品质与学者风范的统一性。没有诗人气质和文学感兴的学者郭沫若，同样难以想象。《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甫一出版，即有历史专家发现此书的特征在于“文学家的笔调，丰丽的叙述”，还有充盈全书的“革命热情”，同时也发现他对《诗经》等文学资源开发的热情多过对其他材料的关注。他关于奴隶制社会的主要证据，多采自《诗经》的《七月》《灵台》《出车》《东征》《破斧》《鸨羽》《击鼓》，对于《书经》资料的使用，也偏于《康诰》《召诰》《多士》《费誓》等文学性很强的篇章，对《易经》材料的取法也有类似倾向。郭沫若关于甲骨文、金文的研究，也常常指向古人的文学表述习惯和文学意象，诸如“燕之驰祖”“齐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云梦”等。他对古代人物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洋溢着文学的热忱与兴味，关于屈原、曹操、李白、杜甫等诗人和文学人物的研究自不必说，即便是《青铜时代》中论及老子，也存在着“充分地把老子遗说文学化了”的现象。他研读并整理、标点《盐铁论》等古籍，也常常是因为它们具有文学价值，《〈盐铁论〉读本》便是这样推出的。他明言，前人“不把它堪称文学作品，这是很值得诧异的”。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那些年，他继续钻研古代社会史，通过《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著作表示出对战国时代、奴隶制度等问题的热切关注，实际上体现着一个文学家对现实、时代进行诗性批判的情感要素。

当然不是说郭沫若所有的学术研究都围绕着对象的文学性展开，更不能说郭沫若所有的学术研究都是文学的学术研究，但他的研究兴趣和学术指向常常与文学贯通，他所研究的对象大多出自文学阅读的经验与感兴，这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他在学术研究中最精彩的推论、最奇妙的建树、最有闪光点的想象，往往与他的文学素养和诗性的想象力密切相关。文学性、诗性显然不是学者郭沫若其成果学术性的全部，但文学性、诗性构成了郭沫若学术的精华、亮点和魅力、特性。

郭沫若从不讳言学术研究应该像文学创作一样为现实服务，这也是他作为学问家与作为文学家相统一的文化认知的体现。在现实批判的文化要求之下，郭沫若对文学和学术都尽可能作柔性的处理，其结果常常是使得学术文本呈现出文学文本的某种形态。这就是他那影响甚大的《甲申三百年祭》的文本特色。这是郭沫若于1944年撰写的一篇历史研究札记，其中含有较厚重的学术成分，对崇祯皇帝、李自成、李岩、牛金星、宋献策等明末人物的评骘谨严缜密，对于自然灾害频发、民瘼饥荒严重、李自成兵败梓潼、李信编造谣词、李自成被围鱼腹山、刘宗敏逼反吴三桂、李岩被诛杀等历史事件的论证切实充分，所引用的《明史》《明季北略》《明亡述略》《剿闯小史》等史籍资料可谓具足详备。此文写法颇具文学风格，类似于章回小说风格的有“自成在十一年大败于梓潼之后，仅偕十八骑溃围而出，潜伏于商洛山中”，类似于现代小说风格的如“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全篇则近散文体格，又借助清代董恒岩所创作的院本《芝龛记》进行文学阐发，全文围绕李自成、崇祯、李岩等历史人物展开悲剧性的文学渲染，实在是一篇将学术研究借用文学方式加以文本呈现的奇异文字。这样的文字一经发表，立即引起热烈的社会反响。国民党的文人从此文观察到一种散布“失败主义”情绪的意味，并且非常灵敏地嗅到了其中借反对明朝来讽刺政府专制、鼓吹农民运动的政治意味；中共领导人则从中看到了抗战胜利在即宜戒骄戒躁的历史教训，号召党的干部研读此文。国共两党对这篇文章的解读分歧如此之大，说明它的确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论著，它的思想内涵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它所描述的历史人物和历史场景、形象意义呈现出一定的开放态势，这正是文学写作所具有的文本价值的体现。

以文学的感兴处理历史研究的课题，以审美的情怀分析往古人物的悲剧，以诗性笔法呈现学术研究的成果，这是作为文学家的郭沫若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风格，也是他的一种学术风采。正是通过这样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呈现，人们很容易观察到，文学性与学术性在郭沫若的学术成就中得到了统一的、和谐的以及完整性的体现。

文学风范与学术品格的弥合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写作，原本是为创作一部刻画李自成、李岩悲剧命运的历史剧而作材料准备的。这部剧作的创作计划因种种原因未付诸实施，郭沫若后来有条件进行历史剧创作的时候，再也没有激发起创作这部悲剧的冲动与兴致。这表明，在郭沫若的心目中，类似于《甲申三百年祭》这样的题材，无论是作为历史研究还是文学创作的对象，其结果都是可以接受的，文学作品或是学术论述都可以呈现并抵达他相应的历史的诗性的思考。这篇文章倒是激发了文学界、戏剧界对类似题材的创作热忱，包括夏征农的《甲申记》在内，一批以甲申历史为题材的戏剧纷纷涌现，形成了风靡一时且影响深远的“甲申文学热”。相关的历史悲剧虽未能写成，但通过这部学术散文或历史札记，郭沫若已经既在文学意义上也在学术意义上抵达了开一代风气的文化境界。这是现代文化史上郭沫若的文学风范和学术风范相统一的价值体现。

无论是在文学创作还是在学术研究方面，郭沫若都是属于既开风气又率先垂范的文化巨匠。文学方面，他以白话新诗的辉煌成就开一代诗风，《女神》以充沛的时代情绪和强烈的情感表现，打破了“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的白话分行式的尝试性写作模式，并以“诗是写出来的”的豪迈与自信，以浓烈的情感和饱满的情愫赋予新诗灵魂，同时创造性地设计了汉语新诗的诗性节奏，使得白话新诗获得了独特的艺术风采。在学术研究方面，郭沫若同样是“但开风气”地开拓研究领域、探索研究方法，并且率先垂范进行实践，从而奉献出丰硕的学术成果。

他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史学的卓越开拓者，并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系列学术成果开辟了新史学的一片天地。郭沫若自己非常明确地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观念基础，也就是“必须知道的准备知识”，所持的史学方法论是“唯物辩证论”。这不仅是他自己的学术特色和优势，也由此创建了中国史学的新方法、新理念，催生了中国史学的新气象、新格局。朱自清在1940年代曾客观地评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学术影响和历史地位：“抗战以来的许多新史学家，似乎多少都曾受到这部书的启示。”这一判断表明郭沫若其实是公认的新史学的开拓者。董作宾更确认，中国的“唯物史观派是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领导起来的”，与朱自清的观察和判断完全一致。

郭沫若不仅将“唯物辩证论”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运用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特别是历史分期研究方面，还将这样的观念和方法普遍运用于古代思想史研究和文字考古学研究。不同背景的历史学家都注意到，郭沫若创造性地运用了唯物辩证法的新史学方法，并将之用于古代经学的研究和古文字考释：“他把《诗》《书》《易》里面的纸上史料，把甲骨卜辞、周金文里面的地下材料，熔冶于一炉，制造出来一个唯物史观的中国古代文化体系。”日本史学家藤枝丈夫判定，郭沫若开辟的新史学研究使得中国的甲骨文、金石文字研究别开生面，他认为郭沫若的研究使得中国这方面的学术从王国维、罗振玉、王念孙、王引之注解甲骨文、金石文字的传统中走出来，“到了郭沫若先生，以新史学的方法再整理一番，对古代社会给了一幅鲜明的图画。”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等重要学术著作也同样贯彻新史学的学术理路，继续“想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对中国古代思想史和古代思想家的价值评判，基本上奉行“人民本位”的理念，这样的理念同样与新史学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学术传统紧密相连。秉持这样的理念，郭沫若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几乎是翻案式的，他对于古代思想家的价值评定，有时候能体现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之《答客问中》所说的“独断之学”的风采，这里的“独断”实际上就是独步、独立，卓然而不从众。郭沫若对墨子的否定、对吕不韦的肯定，都与学界通行的判断相左，而他之所以能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就是因为他有“人民本位”这样稳定有力的价值观支撑，对后来的历史研究和思想史研究产生了影响。

在郭沫若的先秦诸子批判中，对墨子的评价是他的学术观点与众专家最为大相径庭的。有人说墨子是“工农革命的代表”，但郭沫若正是从“人民本位”的角度否定了对墨子的如此判断，因为墨子的“兼爱”“非攻”与“人民本位”的革命意趣南辕北辙。他在《群众》杂志发表的《墨子的思想》一文，认定墨子是反动的宗教人物：“墨子始终是一位宗教家，他的思想充分的带有反动性——不科学，不民主，反进化，反人性。”为什么与众说会有这样的龃龉？郭沫若从文学和审美的立场出发，对明显有陈腐乡愿趣味的墨子颇无好感，至于“宗教家”的判断，也是对墨子哗众取宠的蛊惑性表示反感的意思。当时与郭沫若商榷的杨天锡、筱芷极力反对将墨子定义为“宗教家”：“虽然墨子主张天志与明鬼，但绝不是一位宗教家。他原本是当时的贱人，属于奴隶之类。”其实，在先秦那样的文化条件和社会条件下，有影响的思想家都会以宣导者的角色和方式传播自己的思想，所作所为被说成是“宗教家”应无大差。墨子学说在那时候很有影响力，所谓“非儒即墨”一说可见一斑，而墨子又善于在工匠社会传播他的学说，郭沫若称他为“宗教家”是有道理的。杨天锡以为宗教家必定宣传神鬼之说，显然是对宗教家身份特征的一种误解。

郭沫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方法进行历史研究，其鲜明强烈的学术开拓性，影响了中国史学的一个时代，辐射到了整整一个时代的历史学科，影响了中国史学界的一代学人。他的学术影响力其实并不逊色于他的文学影响力，文学影响和学术影响呈现出某种互补之势，二者聚合在一起，共同成就了这位文化巨匠的完整形象，使得郭沫若的文化形象更加完整。

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依存支撑

郭沫若中国现代文化巨匠的形象，是由他的文学成就和学术成就、文学影响和学术影响相组合、相融合、相聚合而成的，也正是文学和学术这两方面铸成了他的完整与辉煌，铸成了他的风格与品格。要完整全面地理解郭沫若，就需同时理解他的文学与学术成就，理解其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经常以丰厚的学术积累作为支撑，就像他的学术研究经常关涉到文学感兴一样。无论是诗歌还是戏剧，他的文学作品都充盈着学术的精神内涵，洋溢着厚重的学术气氛。诗歌《凤凰涅槃》在诗前小序中引经据典，阐述凤凰的来历，甚至引用到《广雅》这样的典籍。他的历史剧和诗剧创作，都会经过一番学术的考辨和阐析，对故事的历史背景、人物心态甚至对虚构人物的逻辑合理性的说明，使得这些作品、作品中对相关历史的描写和表现，以及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及其关系等，都带有相当厚重的学术分量与品质。当他将这样的学术研究和历史推导的结果融入想象性的发挥，他的文学表现就会特别有光彩和魅力。他的戏剧中关于楚湘文化和开放民风的文学表现就是如此。郭沫若的研究与朱熹《楚辞集注》对荆楚之地的说法接近，即认为楚地气候温热，民风开放，人物的穿着和行为风格都显得比较大胆，因此在其所著《湘累》剧曲中，对古代洞庭景象进行相关描写时，也做出了相应处理。湘楚之地的风色艳丽，为郭沫若新潮、炫惑、西化的戏剧场景构思提供了学术准备。

当然，人们更关心或者更在意郭沫若以文学的视野、文学的思维、文学的感兴甚至文学的笔法介入学术研究的现象。在郭沫若的学术批评中，批评者普遍关注到郭沫若将文学性和诗性思维引入学术思维的特性，不过多从负面进行定性，认为是以文学的想象冲淡了史料的求真，以情感的书写代替了学术的推论。其实这样的批评并不符合郭沫若学术研究的实际，郭沫若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包括其对古代社会历史阶段的分期研究，甲骨文、金文研究，先秦诸子的思想与行迹研究，都是通过大量的材料佐证和严密的学术论证抵达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为他相关研究的正确性和深刻性提供了保障，文学性的想象思维和情感寄托无疑增益了他学术研究的灵感、灵性，拓展了他的想象空间和想象维度，使得他的一些研究成果得到了如虎添翼般的学术升值。例如他的屈原研究、庄子研究，之所以能得出一系列独步之论，就与他以诗人性情对这些历史人物进行文心体验的方法有关系。因此，将文学性的体验融入学术研究，将诗性的想象涉入历史考察，这在郭沫若那里是一种优势、特色和魅力，不应该受到指责与否定。

郭沫若的学术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粗粝、粗疏和粗拙的痕迹，遗留下不少让人诟病的话题，其中有些与作为开创者的应有风范有关，如锐意前行、不拘小节、不避瑕疵、不讳随想；有些也是作为诗人和作家想象力过于丰富、联想过于灵活造成的结果，如将屈原《橘颂》首句“后皇嘉树”中的“后皇”，通过简单的词语联想，解释为“后土皇天”，就显得有些草率。“后皇”作修饰性的“辉煌”解，应该更加合理。郭沫若学术论述中的不少推断，都带有诗性联想的随意性，不过这不足以概括郭沫若学术成果的特色，更多的示例证明，郭沫若以诗人的体验、想象和文学家的构思介入学术研究和历史阐析的时候，经常能有精彩的学术发现，而这样的发现可以被证明与历史的事情或故典的承载完全相符。

郭沫若对屈原的研究，以及他对《离骚》的解读，多有“独断之论”，而这些“独断之论”有时就成了不易之论，其中的奥秘就在于郭沫若以诗人的心灵拥抱历史人物，体验他们的心境，庶几能部分还原历史的实情。对于屈原的自沉，郭沫若认定他乃是为忧愤国家之亡，并引《史记》等相关材料作为佐证，其实也是郭沫若体恤古代诗人的感时忧国情怀而做出的合理判断。但历史学家缪钺则坚持认为屈原“自伤放逐，非伤国亡”，与郭沫若之论争锋相对，并举例说：“屈原至江南后，大约不久即自沉，或在顷襄十年之前，决不及见秦兵之入郢。”然后分析郭沫若的“伤国亡”之论的文学家和诗人理路：“郭君初撰《论屈原身世及其作品》一文，亦在九一八沈变之后，盖皆痛伤国难，因自己之所感受，而寄怀古人，以为屈原曾见秦兵入郢，而屈原自沉，非徒自伤身世，兼有殉国之意义……”分明是说郭沫若将自己的家国情怀寄托于故人屈原身上，这样的寄托有理由被认为离学术较远。不能否认，郭沫若之理解屈原、论述屈原，甚至崇尚屈原，用诗剧笔法讴歌屈原，当然与他现实的爱国情感相关，但郭沫若不会简单地以自己的现实情感代替历史人物研究，他的屈原论述有足够的历史依据，符合历史真实。缪钺以屈原不可能“曾见秦兵入郢”，就断言屈原至死不可能与亡国之忧有关，这样的逻辑有明显缺陷。像屈原这样士大夫出身的诗人，对国家的前途非常关心，也特别敏感，即便是未曾等到“秦兵入郢”的那一刻，难道就不会因秦的虎视眈眈而忧心如焚，然后以死明志？更何况，根据缪钺列举的“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句中的“九年”计算，屈原被流放是在顷襄王十三年（公元前286年），至白起破郢的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首尾正是九年，怎么就能断定屈原没见到秦兵入郢？而太史公都有“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之说，认定《哀郢》是屈原的作品，这样的佐证应该是有力的，也可以说同样有力地支持了郭沫若的屈原观。

郭沫若是现代中国成就颇高、影响重大的文化巨匠，卓越的文学创作和深到的学术研究圆满结合，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互为补充、互相成就、互动互涵，构成了他的文学风格和学术特色，也完整地体现了他的独特形象。注入文学家的诗性思维，取用并开发文学资源，这些因素对他的学术研究也大有助益。

（作者系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