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徐鹏绪，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理事，山东省近代文学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国近百年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陆续出版《鲁迅小说理论探微》（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概论》（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先导——近代文学发展论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中国近代文学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专著多部，发表论文数篇。参加或主编了《鲁迅大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共五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至1986年出版）、《鲁迅杂文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出版）、《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等多部大型资料书和文学史著的编纂撰写工作。进入21世纪以后，专心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2008年以优秀等级结项，其最终成果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

周逢琴：徐老师好！学生毕业近二十年了，没想到能有机会对老师进行这么正规的访谈，可以聆听老师系统讲述自己的治学经验、治学方法和心得体会。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感到特别幸运。

徐鹏绪：逢琴好！二十年来你在学术研究上取得丰硕成果，很是为你高兴。我已老朽，这么多年也没有什么长进，愧对学生了。要说的也没有什么新鲜东西，老生常谈而已。会让你和大家失望的。

周逢琴：老师客气了！学生时常关注老师的学术动向，常见您厚重的学术专著出版，议论纵横的万字长文发表，您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学术激情和学术生命，祝愿老师青春永驻！

徐鹏绪：谢谢逢琴的美好祝愿！

周逢琴：那我就向徐老师请教第一个问题。徐老师从1963年进入大学中文系读文学开始至今已有60年，从学习到教授到研究，一生都在同文学打交道。您能不能谈一谈您对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总体看法。

徐鹏绪：好的。中国的士阶层，有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优良传统，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有着“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远大志向。北宋大学问家张载在《横渠语录》中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口号，充分表达了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情怀。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贡献也会有大小的区别，但是却不能没有这样一种抱负和情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的专业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但我的学术立场和文学观念却尊重传统、崇尚典雅、追求唯美。我称自己是一个“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和“艺术上的唯美主义者”。

“保守”表现在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尊重和对典雅艺术风格的崇尚。我认为，一个民族的历史可以成为过去，但其文化遗产不会过时，它将超越时空而具有永久价值。马克思评价古希腊、罗马神话时指出，随着产生它们的那个时代的一去不复返，希腊、罗马神话也不可复制，不可再生，于是它们便成为“高不可及的范本而具有永久的魅力”。治新文学者是以反封建为旗帜的，封建制度可以推翻，但它留下的美轮美奂的故宫则绝不能拆除。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许多理论、学术著作，也已成为高不可及的范本而具有永久的魅力。

“典雅”者，典重而雅正也。这是主流文化的基本风格。每个民族、每个时代的雅文化，就是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先进文化，用现在时尚的话说，就是属于正能量的文化。崇尚典雅，正是对先进主流文化的推重，抓住了它，也就把握了每个时代、每个民族文化的正脉，这正是构成文化传统的根干。传统文化是创造和建设新文化的基础和出发点，是文化创造和建设的雄厚资源。

我的“唯美主义”，强调“美”在艺术中的地位。一件作品，首先必须是艺术品，才能进入我们的批评研究视野，才值得我们对它的思想艺术价值进行阐释和评估；而成为艺术品的先决条件，就是它必须是美的。我喜欢阅读研究那些展示社会之美、人性之美的作品。我并不否定那些暴露社会黑暗、人性丑恶的作品的价值；但就我个人来说，既不可能创作、也不可能研究这类作品。这种立场和观点，直接影响制约着我的学术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

自近代文化转型以来，如何将引进的西方新思想和新理论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已成为学术界每一个学者必须面对的问题。章太炎、王国维、鲁迅、胡适等人的一些成功的学术著作，都是他们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与西方新的文学观念、理论、方法结合的产物。我个人不仅在古代文学典籍的阅读中陶冶性情、澡雪精神、吸取营养、获取知识，而且直接学习古人成功的治学经验和方法，在学术研究的思路、选题、操作等方面受到启发，获得灵感。我来青岛大学后写的第一部书《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概论》和退休前后完成并以“优秀”等级结项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其选题都是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同类文献的启示下选定的。中国古代史书中的“学案”，实际上就是学术史著作。《中国近代文学概论》正是受了“学案”这一文献形式的启发，才萌生了为中国近代文学修纂学术史的念头。《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也是受传统文献学影响的产物。

“文献学”的称谓虽然直到近代才由梁启超正式提出，但在中国古代大规模文献整理活动中，已经形成了一套以校勘、考证、辨伪、辑佚、注释等内容的科学方法，古人称之为“校雠学”，实际上就是文献学。《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不仅在选题上，而且在具体方法上，都得益于“校雠学”。在学术发展史上，有时候“复古”就是“创新”。我把中国传统学术史上早就存在的学术文献形式加以改造、发展，引入近代和现代文献领域，无疑是一种创新。所以，一经出版，便得到好评。

除了从本国传统治学经验中吸取营养，还要面向世界，借鉴域外经验，从中受到启发，得到灵感，获取新思路、新视角。无论取法传统，还是域外，都不能生吞活剥，不能生搬硬套。要善于引进西方的新观念、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有的放矢地解决中国学术研究中的具体问题。在中国学术新旧交替时期出现的几位近代学术大师康有为、蔡元培、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人的成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基本规律。王国维、鲁迅所撰写的《宋元戏剧考（史）》、《中国小说史略》在东西方文学思潮交流碰撞背景下的产物。它们结束了中国戏曲、小说自来无史的局面，被郭沫若称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双璧”。

大师们的学术成就，是当代学者应该努力学习的典范。我撰写《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时，也试图将中国传统文献学与西方文献学融合起来，建立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基本理论体系和叙述框架。虽然做得还不够好，但评审专家还是体会到了我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有专家在鉴定意见中评价说：“作者在中国古代文献学和西方文献学的基础上独创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不但在其完整性、系统性上保证了该编著的学术品格，也是在其创新的意义上推进了文学文献学的发展，它将中国现代文学独特的学术经验和学术规范融入了传统的文献学，丰富了中国固有文献学的内容和意义，基础扎实，融新于旧，其学术意义和价值是无可辩驳的。”抓住课题在新与旧、洋与中的融合方面予以评价，应该说是理解了我的学术追求。

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无论是个人还是团队，都应该有明确的学术研究发展方略，要有一个总体的规划和思考。就个人来说，一个学者欲谋求学术上的发展，必须经过慎重思考之后确定一个总体思路，首先是划定自己的研究领域，也就是要为自己的学术研究进行准确的定位。谨守界域，是为了治学专精，而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所以，在确定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之后，还要时时关注学科之外乃至整个世界的学术发展大势，具有开阔的视野、高远的眼光。梁启超在《《静安先生纪念号》序》中谈到王国维治学的特点时指出，“先生之学，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著力”，“故虽好从事于个别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而常能从一问题与他问题之关系上，见出最适当之理解，绝无支离破碎专己守残之蔽”。

我个人于作家研究方面，选择了鲁迅。偏重于鲁迅生平史料及文献研究、鲁迅小说理论研究等，出版过《鲁迅学文献类型研究》、《鲁迅小说理论探微》，还参与编写过大型史料《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及《鲁迅大辞典》、《鲁迅杂文辞典》等大型工具书。系统研究鲁迅的小说创作理论主张的《鲁迅小说理论探微》一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出版，三十多年过去了，此书目前大概仍然是学术界对鲁迅小说理论进行集中研究的唯一一部专著。

在现代文学总体研究上，我选择了文献学研究。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建立，是现代文学研究走向成熟、也是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带有对学科成果进行整体总结梳理的性质，是本学科学术史修纂的前提。做这个题目，既要有扎实的治学根底，又要有掌控学科全局的眼光和能力，对学者是一个考验。选这样的课题，具有挑战性，可以激发学术激情。选题既经确定，便须下大力气将其做深、做细、做透、做大、做好。做深、做细、做好，主要是指单部著作而言；做透、做大，则是指围绕一个题伸展开来，设计子课题，使研究形成系列、形成规模。例如，我主持的国家课题《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首先做出一个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然后围绕着它又设计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研究》（对现代文学“总集”的文献学研究）、（对现代文学“别集”的文献学研究）、《鲁迅学文献类型研究》（对现代文学作家的文献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文献会要》（中国现代文学书刊及生平文献总目提要）等。这里既有完整系统的学科文献学著作和文献会要，又有单个作家、个别经典著作的文献学研究，形成了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系列成果。这种做透做大的方式，容易产生较大的影响，形成自己富有特色的研究领域，有可能使我们在这个领域内居于全国领先的地位。

周逢琴：当年徐老师和刘增人老师追随冯光廉先生来青岛大学创办中文系和文学院，使一所新建的大学现代文学专业迅速形成较大的影响，在全国有较大的知名度，并在教学科研评估中使青岛大学文学专业跃入A级专业的行列。这说明你们在学科建设方面的基本思路和具体措施都有过人之处，您能不能谈一谈这方面的经验。

徐鹏绪：我是青岛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主要成员，是这个学科建设的重要创建人和策划者、决策者之一，因而也是最有资格对该学科的建设进行说明和阐释的人。

1986年暑假，山东省鲁迅研究会在黄县举办年会。与会的冯光廉、刘增人、宋益乔先生和我，知悉新的青岛大学创立，便在会下议决东进青岛，志在在这座国际化的美丽城市创建具有影响力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至翌年年底，除宋益乔因故未能成行外，冯光廉，刘增人和我陆续调入青大中文系。加上此前来青大任副校长的崔西璐先生和从广西大学调来的鲁原先生，现当代文学学科便集结了五位都能在业内独当一面的学者，团队基本形成。

学术团队是学科建设的基础，但如果没有学科发展的基本思路和整体规划，便会像一个人没有灵魂一样，还只是一个躯壳。

因为校方没有现成的房子分配，我和刘增人只得暂住招待所。条件虽差，但大家还是在学科创建者冯光廉先生的带领下，全身心地投入了学科建设的规划、设计、论证工作之中。经过反复商讨，初步形成了思路。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广泛征求全国各地专家的意见，并邀请外地专家来校进行细致深入的探讨。北京严家炎、田本相、王富仁、吴福辉、蓝棣之，天津人民出版社李福田，天津教育出版社吴恩杨等先生都曾为此前来。经过反复论证，最终形成了学科发展的基本思路和整体规划。

基本思路，就是要打通中国近、现、当代分立的界域，对近百年中国文学进行一体化研究，以结束上世纪60年代后逐渐形成的将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人为划分为近代、现代、当代三大块进行孤立研究的局面，从更广阔的视野中观察、梳理、描绘中国文学由古典过渡、转变为与世界文学接轨的现代文学的历史轨迹。我们用“近百年中国文学”来概括自己的基本研究思路。这既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又与当时学术界的思潮相呼应。此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口号。中国文学在20世纪前后，开始了由古典向现代的变革，对这一基本事实的认识，我们与“20世纪中国文学”论者是一致的。但我们认为“20世纪”的提法欠妥。因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既不始于20世纪，也不终结于20世纪。所以我们便根据毛泽东关于“近百年中国史”的提法，提出“近百年中国文学史”的口号。这一口号更贴近中国文学发展的事实。

围绕这一思路，我们设计、制订了研究规划和工作计划。当时，与“20世纪文学史”相伴的还有所谓“重写文学史”口号。观念改变了，按新的文学观念和视角重写文学史，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所以我们的中心任务，便是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视角，重写近百年中国文学发展史。我们采取了“先分后合”的策略，按三个不同的层次，分三个工作阶段。第一步先完成近代、现代、当代三部学术史的写作，即《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概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概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概论》。重写文学史，必须首先了解、理清近百年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大势，而这正是学术史，即学科研究史所应承担的任务。要想在真正意义上完成“重写”的任务，必先了解过去是怎么写的，所以写好该学科的学术史，乃是重新写好文学史的前提。因为过去近代、现代、当代中国文学是被划分成各自独立的三个学科，为了工作上的方便，便决定还是先按这一划分，各个击破，仍由以往研究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同志，分别承担近代、现代、当代学术史的撰写，到工作进行到一定程度后再加以整合。

撰写近百年文学学术史举措说明，我们对近百年文学进行一体化研究和在新的观念、视角下重写文学史，并不是对当时学术界流行口号的盲目跟进，它源于我们自己对文学史发展客观事实的认识和独立的学术见解。

我们的口号的表达和学术研究的具体操作方式，都是独特的、扎实的、厚重的，有着鲜明的创新性特点。约在20世纪90年代初，三部学术著作均已如期完成并公开出版。近代文学学术史由徐鹏绪和河北师大张俊才完成，当代文学学术史由崔西璐先生完成。这两部书均列入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学术研究指南丛书”（实际上是一套学术史丛书）出版。现代文学学术史由冯光廉先生与湖南师大谭桂林先生完成。本来此书亦应由天津教育出版社与近代、当代部分一并出版，但因此前社方已约北京大学黄修己先生撰写，故冯著改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但黄修己先生并未按期完成文稿，事隔多年后，他的书也改由其他出版社出版，这就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

近百年中国文学学术史的修纂，在全国，可以说是由我们这三部书开始的。这三部学术史著作的产生，使近百年文学学科文献中增添了一种新文献形式——“研究之研究”文献。它们一经出现，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1993年《中国文学年鉴》有署名蔡史的评介文章，称《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概论》“是第一部关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专著”，在近代文学学科发展史研究方面，这部专著无疑具有开创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1993年《中国文学年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1月出版）指出它在近代文学学科研究史撰写领域的开创性意义。实际上冯著、崔著现代、当代文学为研究概论，在它们所属的学科中，也具有同样的意义。《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概论》出版后，业内同仁先后在《文艺报》（1995年5月8日）、《光明日报》（1996年7月18日）、《理论与创作》（196年第6期）、《东方论坛》（1998年第4期）撰文评介，认为此书“第一次把文学史研究主体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提了出来”，肯定了此书作者的“时代的意识与科学的史观”（《光明日报》，作者范志强）。陶秋竹在文章中认为《概论》一书“为“史＇作“论＇”，显示了作者“历史家的禀赋”，即“史德、史识、良史之才”（《东方论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概论》出版后，《山东社会科学》刊出吴开晋先生的书评，认为此书“把当代文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1991年第5期）。林方在书评中称此书为“一本宏观展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成果的好书”。此书曾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成果表彰奖”。北京大学温儒敏先生将此书列入研究生学习书目。

第二阶段所要完成的属于第二层面的著作，是近代、现代、当代三部文学史。在清理了近百年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后，便使自己重写文学史获得了充足的底气，能够站在一个更高起点上进行新的探索。虽然仍将近百年文学史分为近代、现代、当代三段来写，但它们之间贯穿着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程这样一条主线，从而使三段文学史彼此间有了内在的一致性和有机的紧密联系。这个层次的写作，是下一阶段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统一为近百年中国文学史的基础和准备。这三部文学史是：徐鹏绪、张俊才著《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先导：中国近代文学史论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冯光廉、刘增人主编《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鲁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纲》（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3年出版）。这三部文学史与当时流行的同类著作相比，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紧紧把握住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这条主线，在客观描述近百年文学发展史实中，勾勒出其现代化的历史轨迹。近代文学史部分，在书名中就鲜明地标出，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先导”。并在“绪论”中写明，本书所描述的是近代文学创作中那些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现象，而对那些属于古典文学延续的文学现象则略而不写。

2004年我对《先导》一书进行修改，出版《中国近代文学史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郭延礼先生在《文艺报》（2005年4月14日）发表《现代视野中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评中国近代文学史纲>》，指出：“徐先生是把中国近代文学纳入他的现代文学视野的。他更多、更敏锐、更深刻地看到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之间的联系。通过自己的研究，他得出一个看似简单却十分深刻的结论：中国近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化的先导，而当代文学则是现代文学的继续和发展。因而必须打破原有的割裂中国近、现、当代文学为三个孤立学科的形而上学的研究格局，对中国近百年文学进行一体化研究。这种思路恰与当时学术界初露端倪的关于二十世纪文学研究的思潮不谋而合。”

冯光廉、刘增人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史》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李春林在《社会科学辑刊》（1992年第6期）上撰文指出，该书“以‘文学与现代’为主要视角，以文学主题现象为中心线索，进行多维度错综交叉的论述，建构了全新的文学史框架”，是“一次历史性突破”。著名现代文学史家黄修己在《中国新文学编纂史》中称该书“创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学史体例”，这种条块结合的混合型体例是“开创性”的，是一种大胆的有益的“探索”。

鲁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也在业内引起广泛的注意和重视。史著出版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在北京发起举行该书的学术讨论会。《人民日报》（1993年9月2日）《光明日报》（1994年2月16日）《文艺报》（1993年8月28日）《作家报》（1993年8月18日）《中国窗口》（1993年10期）等多家报刊，刊载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纲》学术讨论会在京举行的消息。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该书是一部体现了编著者鲜明的文学史观、史家个性，有突破、有创新的当代文学史著。特别肯定它打破文学史的“板块结构”，采用了以文学思潮为纲梳理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论争，以显示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和运动规律的理念框架。认为该书不仅结构框架新，而且还有历史意识强、理论批评受到重视、新时期文学比重大等特点。《大公报》（1994年4月12日）发表古远清以《强化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学术个性》为题的书评，分析、评介了该书所取得的成就。

第三段是对上述研究成果的整合与拓展，这就是《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此书由冯光廉主编，刘增人、徐鹏绪任副主编）的编著与出版。全书120万字，分五卷，分别对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批评等五种文体的现代化体式流变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深入阐释。这是我们对近百年文学进行一体化研究的总结性、标志性成果。我们不去撰写一般形式的百年文学史，而是突出近百年文学体式的流变，是因为在我们看来，文学体式的变化，乃是文学最本质的变化。抓住了文学体式，也就抓住了文学本身。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总是抓住历朝历代的文体形制作为阐释的主要对象，例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文心雕龙》50篇，其中一半以上是文体论。这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的梳理、描述与阐释，就是要使文学现代化，最终会落实到文学体式的现代化。而这种由古典向现代的文体转变，是由近代开始的，经过现代的质变，至当代仍在继续。这种流变的轨迹是很清楚的，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这也正是我们打破近代、现代、当代的人为界域，对近百年文学进行一体化研究的文学史依据。《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于199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后即受到学术界重视。著名学者董乃斌在《文学史学的若干问题》（《人民政协报》2001年7月17日）中提出，该书“涉及小说、诗歌、戏剧、散文、批评等五种文学体式，但它的写法完全不同于已有的五种文学分体史，它是从这五种文体的体式和表现技法角度来描述其演变过程、寻觅其发展规律的，虽是初步却是真实地切入了文体的内部，细致地分析了许多属于文学表现上的问题，从而表现出与惯用历史——社会批评方法写成的文学史鲜明的差异，显示了‘自律论文学史观’进入文学史研述实践的苗头”，准确地阐释了这部史书在文学史修纂中的价值。

历时十余年，终于完成了规划的全部研究课题。在此期间，魏韶华、周海波、姜启等人先后调入。魏韶华的老舍研究，周海波的郭沫若研究，姜启的21世纪小说研究，都已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周海波承担了《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中文学批评和散文卷的写作，姜启承担了小说卷的写作。十年中，我们不仅在中国近百年学术史、中国近百年文学史的研究、修纂中取得了具有开创意义的学术成就，与学术界、出版界建立了广泛的深度合作关系，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而且还锻炼、形成了一个既有独立工作能力又具有协作精神的高质量的学术团队，从而建立起以其持久的合作和优异的成果令世人嘱目的学科群体。

约在21世纪之初，学科建设进入第二个时期。新的思路，是进一步对现代文学作更深入细致的研究，途径是回到现代文学产生的原生态中去，对它重新加以审视，以便更客观地认识未经人为筛选的现代文学的本来面貌。这是将现代文学研究引向深入和取得突破的正确途径。具体做法是策划了三部著作：《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中国现代文学副刊史》《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史》。我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书稿撰成后以“优秀”等级结项，其副产品《鲁迅学文献类型研究》《<中国新文学大系>研究》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04年、2006年先后出版。周海波也承担了中国现代文学媒体研究方面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结题、书稿出版后，引起学术界的关注。鲁原教授则致力于文学批评学的建立，出版了《文学批评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2年出版），实现了他“跨世纪的文学思考”。冯光廉等主编的百万字著作《多维视野中的鲁迅》也于2002年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世纪末，作为学科建设成就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硕士学位授予点获批。为了继续冲击博士学位授予点，校方引进姜振昌教授为学科带头人。陆续引进的还有李玉明教授、王金胜、佘小杰、贾丽萍等多位青年学者。姜振昌很早便以他的《中国现代杂文史论》《民国杂文大系》饮誉全国，近年在鲁迅研究领域亦颇有建树，并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李玉明原为《山东社会科学》杂志副主编，对鲁迅研究，特别是《野草》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刚调入青大，便成功申报了关于《野草》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后书稿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野草》研究方面有新的突破。周海波教授近年来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并且又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魏韶华在鲁迅、老舍和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开拓，出版了《鲁迅与克尔凯郭尔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现代文学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出版）、《老舍与中国新文化建设》（民族出版社2006年出版，与人合著）等，显示了深厚的功力。佘小杰出版了《中国现代社会言情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领域。）近年又引进了新的学科带头人刘东方，在他的带动下，揭开了我校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新篇章。

高校建设中最重要的是学科建设，而一个学科，是由梯队合理的个人构成群体，建设过程中，一要每一个体都能人自为战，二要通力合作共同攻坚。在人际关系的协调中，每一个人都要有把自己纳入群体的“团队精神”，这一点至关重要，片面强调个人作用，人为拉大个体间距离，不利于学科建设的健康发展。同学科成员把学科发展看作自己的事，又把自己的工作置于大局中，是使学科发展的基本保证。这种团队精神的维持，靠的是每个人都能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克服“文人相轻”陋习，以事业为重，大局为重。

作为学科建设的灵魂，是能够站在本学科科学研究的前沿，高瞻远瞩，准确把握学术发展的动向。在科研选题方面，或填补学术空白，或推进和深化热点、难点、重点问题的研究，选题有前瞻性，这样才能引领学科不断前进。

学科队伍可以跨出本校面向全国，有些较大的学术工程，要倾全国之力方能完成。如当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发起的《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李何林先生主持的《鲁迅大辞典》，薛绥之先生主编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和青岛大学文学院冯光廉先生主编的《多维视野中的鲁迅》等，都因其选题的重要学术价值及其前瞻性而吸引了全国一流学者的参与。

周逢琴：徐老师，您的第一部学术专著《鲁迅小说理论探微》是您的硕士论文的题目，您在跟随薛绥之先生读研期间，主要从事鲁迅生平史料的整理、研究和《鲁迅杂文辞典》等工具书的撰写，而毕业论文却又选了这个纯理论化的题目，能否请您谈一谈它的构思与写作。

徐鹏绪：我是在论文答辩的前两个月才放下薛先生布置给我的整理鲁迅生平史料和撰写《鲁迅杂文辞典》的工作，着手构思写作我的毕业论文的。时间虽然仓促，但此前我曾关注过鲁迅的小说理论问题。再说，在大学读书期间，与现代文学相比，我更喜欢文艺理论，有较扎实的理论储备。我系统阅读过西方美学史和建国后国内展开的几次美学问题的讨论文章，学习过黑格尔美学。还用假期不回家在外打工挣的钱买了苏俄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选集。当时认为，毕业论文是学术论文，应该有理论深度，就选定了这么个题目。建国后，由于受极左思潮干扰，学术界较少有人关注中国现化小说理论问题，更没有人专门对鲁迅小说理论展开来加以研究。所以，我向导师汇报选题时薛先生问我：“鲁迅有小说理论吗？”我说“有”。我的导师作风很民主，便说“既然你认为有，那就做下去吧。”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是田仲济先生，他标准掌握得很严。他自己在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带的四名研究生刚刚答辩结束，只有一名授予学位的。他认可并赞赏我的论文，答辩优等，授予学位。我们师兄弟三人，学位只授给我一个人。临别时他还握着我的手，用浓重的昌潍方言说：“祝贺（读huò）你！”后来我的学位证书也是由他亲自签发的。

这篇学术论文后来经过修改和扩充，于1986年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鲁迅小说理论探微》，是由责任编辑著名出版家李福田先生改定的，原来书名是“研究”，是他建议用“探微”的，他认为这部著作对鲁迅小说理论的研究和阐释，不但是全面系统的，而且是深刻而精微的。

我的导师薛绥之先生对他的研究生选定的课题有一个极为严格的要求，即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你不一定是研究得最好的，但必须是知道得最多的，也就是说对研究对象的原始资料是搜集得最全面的。所以，我对于鲁迅小说理论方面的言论锐意穷搜，进行了竭泽而渔式的搜索，巨细无遗，务求一网打尽。

鲁迅的小说理论，并不是以系统的理论形态呈现的，他没有小说理论方面的专著。他的小说理论见解和主张散见于他的小说史著和为古今中外小说所写的序跋题记以及对当代小说所进行的即时性批评中。表面看起来是零散的，但如果全面占有了这些资料并加以清理、排比，就会清晰显现出其小说理论的整体风貌，其理论不仅是全面的系统的，而且是厚重的深刻的。《鲁迅小说理论探微》是一部在鲁迅研究界填补学术空白的创新之作，从1986年出版至今，已近40年，大概仍然是唯一一部对鲁迅小说理论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研究的著作。

鲁迅关于小说的言论涉及了小说创作的方方面面。《鲁迅小说理论探微》在全面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依据这些问题的逻辑关系构建起鲁迅小说理论的基本框架和理论体系，并对鲁迅的以现实主义为底色又兼容现代主义的小说理论进行了细致深刻的分析和阐粹。宋益乔在《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9期上发表《于平实中见精微——评《鲁迅小说理论探微》，说本书“是一部平实中见精微，精微处又不失平实的理论专著。”肯定作者“治学态度的老实本分”，“指导思想的质实”，“论证方式的朴实”，赞扬本书“寓精微于平实，在平易朴实的论述中时时闪烁出智慧、爆发出思想的光辉，《探微》在近几年出现的学术论著中不失为一本有独到精神的著作。”

周逢琴：在百度上一输入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字样，首先出现的就是您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王富仁先生生前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撰文称，此书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力作，对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成果做文献学上的系统完整地整理和总结的著作，这是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对以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总结和陈述，同时也是正式建构中国现代文献学的开始，其意义是重大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12期）。这部著作受到中国现代文学和文献学研究界的关注和重视，中华文学史料学会会长刘跃进先生不仅为此书写序，还在《中华读书报》（2015年2月11日第11版）上撰文称此书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集成之作”。《光明日报》（2010年6月22日第7版）还刊载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成果简介。冯光廉先生在《东方论坛》2017年第1期发表书评，认为该书是“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拓荒之作”。徐老师能否谈一下这部著作解决了什么问题，它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并介绍一下这部著作的产生和写作过程？

徐鹏绪：首先，该课题提出了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文献学的总体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第一是要在已有的现代文学文献研究成果基础上，从目前现代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现状出发，汲取我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文献学的理论方法，借鉴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相关知识和经验，以建构较为系统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体系；第二是要设计一个能够包容现代文学各类文献的叙述结构和研究框架，并对已有现代文学各级次各类型的文献的基本特征及其价值予以评述。

这项成果从发生学意义上对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进行界定，并总结其基本规律，综合运用文献学、传播学、接受美学等理论方法，尝试建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理论体系的一种模式，即由“总论”“本体论”“功能论”三大部分构成的文献学理论体系，以突破中国古典文献学以史实考证为主的“实证”研究和西方现代文献学以文献信息的技术操作与应用为主的“实用”研究的藩篱，把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置于现代文化传播的视野中进行系统考察，赋予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更为丰厚的文化内涵，拓展文献学理论研究的维度和视野。从而结束现代文学文献工作长期以来停留在具体的史料整理、应用，在理论上则局限于方法论探讨的局面。这对于促进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推动中国现代文学与相关学科的平等对话及其在21世纪的发展，都将具有一定的理论探索意义。

这项成果还设计了一个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叙述结构和研究框架，也就是现代文学文献学本体的结构模式。它包容现代文学学科各个级次的重要文献和每一个级次文献的各种类型，按一定的逻辑层次关系，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成果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文献，是指从1917-1949年32年间所产生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新文学作品和现代文学理论批评著作。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级文献，或称原始文献、原典文献。而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整个学科的文献，除原典文献外，还应包括原典文献传播过程中生成的对现代文学进行批评研究的二级文献，以及对这些批评研究进行再研究的三级文献。每级文献中又分为若干类型。这项成果将现代文学文献传播过程中生成的各类次级文献——“研究文献”和“研究之研究文献”纳入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研究范围之中，使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形成了一个有机的开放的富有生命力的学科文献谱系。而且在原始文献中，十分重视作家生平史料研究，特设一编，专门介绍和评述作家的表谱、传记、回忆录、日记、书信等不同的生平文献类型，以便于研究者知人论世。

关于该项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光明日报》在成果简介中指出：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界率先引进了西方的新理论、新方法，使学科获得新的生机，促进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发展。但这一时期也普遍地存在着一种“重论轻史”、维新方法是尚的倾向，以致忽略、轻视对本学科基本文献的学习和掌握的浮躁学风。医治不良学风的根本措施，就是既要加强本学科的理论方法研究，也要加强本学科的文献建设，因而，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理论体系和叙述研究框架的探索、研究和构建，对于促进本学科的健全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和重要价值。对于扭转浮薄不根的不良学风，倡导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也是一种助力。

下面我介绍一下该项目的缘起和成书过程。

我与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结缘，是由于我的导师薛绥之先生的引导与影响。薛先生以毕生精力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其研究的重点，是史料和文献整理、编纂。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他就主持编纂了十几位中国现代作家和社团流派、文学报刊的研究资料、目录索引等，计三百多万字。为此，他曾被讥讽为“当代最大的乾嘉学派”。这在今天真正懂得中国传统学术史的人来看，是一种极高的赞誉，但在当时却是一顶足以压得人喘不过气的政治帽子。薛先生在险恶的环境下仍坚持自己的学术操守，在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学的文献整理研究方面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改革开放初期即推出了大型文献丛书《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和第一部大型中国现代作家辞典《鲁迅杂文辞典》，出版了专著《鲁迅作品注释异议》。薛先生治学，总能从大处着眼，又能从细微处入手。他在选题上既有那种囊括包举全体的气魄，又不乏纵观古今的超前眼光，是“终结”的，也是“前卫”的。如果说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文献汇编的选题，体现了他开阔的学术视野和胸怀；那么《鲁迅作品注释异议》则显示了他扎实的一丝不苟的学风和深厚的学术功力。他善于选大题，又长于写短文，《鲁迅作品注释异议》中那些短小精悍的文章，读之令人叫绝。如今文章越来越长，书越来越厚，薛先生的这些精粹的短文，更显示出它独特的价值。我在读大学本科时期，先生讲中国现代文学史和鲁迅研究课，能够亲聆先生教诲，并得读他编纂的现代文学史和现代作家研究资料。读研究生期间，又亲承謦欬，追随先生左右。参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鲁迅杂文辞典》和《鲁迅大辞典．事件分册》，便是我研究生学习的主要课程，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

20世纪80年代初，学术界出现新理论、新方法热，史料文献工作受到冲击。毕业留校后，我继续协助先生完成他主持的几个大项目。我希望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理论上的梳理、总结和提升，建议先生忙完手头的项目后，主持《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概论》的撰著。先生命我起草编写提纲，时间约在1982年，我们正在天津人民出版社与责任编辑李福田先生磋商《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一辑（已在1981年出版）之后几辑的出版事宜。因为当时正忙于《汇编》的出版工作、《鲁迅杂文辞典》的定稿工作、《鲁迅大辞典·事件分册》的编写工作。薛先生后来又主持由山东鲁迅研究会发起的包括鲁迅所有著作的研究在内的《鲁迅著作研究资料》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所以，文献学的选题只好暂时搁置起来。在《鲁迅杂文辞典》刚刚编就交出版社未久，《鲁迅著作研究资料》也只出版了孟广来、韩日新编纂的《〈故事新编〉研究资料》一种，薛先生便于1985年1月15日赍志以殁。后来我也调到青岛大学工作，承担了一些新的研究课题。尽管心里一直系念这个文献学的课题，但一直未被提到工作日程上来。直到1999年青岛大学中国现代文学招收第一届研究生，这一课题才被重新提起。当时我手头的一些研究项目基本结束，这届研究生中的逄锦波性情沉静，工作扎实，知识面宽，又乐于跟随我从事这项研究，并将此作为硕士论文的选题。在我指导下，他对这一课题展开研究。由于受论文写作要求的制约，他只能先对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进行初步的理论思考，后来他又协助我进行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论证。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课题获批立项后，我开始对全书的理论体系、研究框架、内部结构、章节安排等进行思考、研究、设计，并与逄锦波之后跟随我从事这项研究的研究生赵连昌、李广进行反复讨论、磋商，终于清理了思路，确定了编写体例，制定了写作计划，并开始按我的总体设计试写。试写的第一篇《中国现代文学辑佚述略》在《山东社会科学》发表后即引起重视，《社会科学文摘》全文摘录。此后的几篇也相继在《鲁迅研究月刊》等学术杂志上刊出。我们的研究和设计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从而坚定了信心。在试写阶段，赵连昌、李广对我的一些设想心领神会，总能将我的编写意图出色地落实在文章写作中，表现出良好的学术素质。他们承担了部分章节的写作任务，成文后经我修改补充，收入本书。他们还帮我完成了《鲁迅学文献类型研究》一书的写作出版。李广还与我合著另一部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专著《〈中国新文学大系〉研究》。赵连昌毕业后去上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李广因家庭需要回家乡就业。但整个课题只完成了第一编中一部分，我只有独力承担了第二、三、四、五编的写作，以及绪论和第一编的修改、补充任务。

后期给我的研究、写作以帮助的是文学院研究生李强和美术学院研究生邢启龙。由于在写作中需要不断翻阅各种资料，在电脑上写作极为不便。所以数十万字的书稿都是我写在一页页稿纸上的。李强、邢启龙不仅承担了资料查阅、核实工作，还帮我把全部书稿输入电脑，制成电子版。从打字、排版，到校对，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还分别承担了第二编第三章、第二章的写作任务，成稿后经我修改、补充，收入书中。

在边缘城市从事文献学著述，最大的问题是文献的匮乏。著名编辑出版家天津人民出版社编审李福田先生、鲁迅研究家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月刊》副主编王世家先生慨然以自己的全部藏书相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赵存茂先生亦将该所编辑出版的《鲁迅研究》，从创刊号到终刊号全套赠我，给我的研究提供方便。就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来说，很少有人象他们那样有条件收集这么丰富的资料，而且大都是作者的签名本。这些书刊弥足珍贵，加上薛绥之先生生前的收藏，现都珍藏在青岛大学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研究与检索中心资料室，必将嘉惠后人，沾溉学林。

李福田先生是最早认识薛绥之先生学术价值并鼎力支持其研究工作的编辑出版家。新时期以后，天津人民出版社成为新文学研究的重要阵地，新文学研究领域的许多著名学者都在该出版社出版过学术著作。李先生任责编的大型文献丛书《鲁迅生平史料汇编》、《鲁迅研究资料》、《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中国文学大辞典》，以及“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中的多位作家研究资料的出版，都是可以载入当代出版史的事件。他奖掖后进，对青年学者也极力提携，出版他们的著作。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也是我的第一部专著，便是由他任责任编辑的。王世家先生在鲁迅研究领域默默耕耘，《鲁迅研究月刊》由原来内部印刷交流的《鲁迅研究动态》成为现在这样一种高品位学术期刊，他是付出了心血的。当代朴学大师林辰先生在寂寞中逝去，他以数年时光为先生整理书稿，出版文集，其义举令业内同仁敬佩感动。退休后与止庵先生以二人之力，花数年功夫，编辑出版20卷本《鲁迅著译编年全集》。为了支持本书的写作，他将全集2007年7月五校校样寄我使用。后又将2011年10月第二次印刷（有校改）版的唯一一套样书赠我。赵存茂先生为人为学笃实诚敬，他编辑文研所主办的《鲁迅研究》、《中国文学研究年鉴》尽责尽力，默默奉献，不求闻达，而受人敬重。他们对我的支持和帮助，是对我个人的，也是对整个学术事业的。他们对我这项研究寄予厚望，使我在工作中不敢懈怠。

这项研究受到许多师友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冯光廉、崔西璐、韩之友、郭延礼、张恩和、孙玉石、王富仁、刘跃进、张全之、孙郁、陈漱渝、黄乔生、张杰、周楠本、姜异新、金宏宇诸先生，都曾给我以精神上的鼓励和学术上的指导。我校文学院姜振昌、刘怀荣先生为此书的出版尽心尽力。都是我不能忘怀的。

从这一选题提出的1982年算起，至今已过去了40年。本书的迟到是一件憾事，但它的晚出也免除了许多遗憾。直至本书结稿之前，王世家、止庵先生编辑的《鲁迅著译编年全集》方才出版，使《鲁迅全集》，也使现代作家“别集”的编辑出版类型中，终于有了一种体例严整的“编年体”文集。本书最后一编研究之研究文献，在20世纪80年代，还只有“研究目录索引”和“研究资料汇编”两种初级类型，而“研究述评”和“学术史”型制的出现较晚，直至本书结稿，才出现了黄修己、刘卫国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这样一部完全意义上的合乎史裁的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著作——这是“研究之研究”文献的最高形式，从而使本课题提出的“三级文献”的构想得以完满的书写。所以，归根结底，是时代，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造就了本书，使它能以现在这样一种完好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

徐鹏绪：时间不短了，可以对这次访谈做一个小结了。总的来说，作为学科的一个成员，为了学科的发展我可以无保留地付出自己的一切，努力完成集体的科研项目，但治学毕竟是一种非常个体化自主化的工作。所以作为群体中的个体，我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能够独立作战，很好地完成自己的科研选题。我个人至少在三个方面做了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一是我的《鲁迅小说理论探微》填补了鲁迅研究和中国现代小说理论研究的空白；二是我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是第一部以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命名的著作，构建了该学科文献的理论体系、叙述结构和研究框架，是“正式构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开始”；三是我和张俊才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概论》是中国近百年文学学术史书写的开端。此书1992年刚刚出版，蔡史先生即在《中国文学年鉴》（1993年）上撰文指出它是“第一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史专著”，“将来如果出现另一部同类著作的话，一定会首先肯定和感谢本书作者的开拓之功。”到2001年12月北京出版社出版了裴效维、牛仰山撰著的《近代文学研究》一书。

在所参与的大型集体科研项目中，我也能努力创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中国近百年文学体式流变史》以文体流变描述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转变发展的历史，是一种全新的文学史书写方式。《鲁迅生平史料汇编》以时间为经、地点为纬的编排方式，有利于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现作家的生平事业。《鲁迅杂文辞典》是第一部关于鲁迅的辞书，也是第一部关于现代作家的辞书。经过艰苦的探索，确立了编写体例，即每一辞条均有两部分内容构成：一是知识性，即对辞目本身的知识性介绍；二是主题性，即对鲁迅相关的情况的叙述。《鲁迅杂文辞典》编定时文化部才发文成立了《鲁迅大辞典》编委会。薛绥之先生为编委之一，承担“事件分册”编写任务。《鲁迅大辞典》采纳了《鲁迅杂文辞典》的编写体例，吸取了它的编写经验。《鲁迅大辞典》不仅成为中国作家辞典编写的典范，在世界作家辞书编写史上也必将占有重要地位。

人还是应该有一个目标和追求的。我认为作为一个作家和学者，应该以自己的创作和研究，丰富民族的思想，丰富民族的情感，丰富民族的语言，净化，美化人的心灵。

然而非常惭愧，由于个人才疏学浅，没有什么建树。数年前，我写过一首《自嘲》诗，表达了我的愧疚和愿望：

笔走龙蛇四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经国大业何敢望，不朽盛事岂易攀。

盈尺积稿皆粪土，等身著作徒汗颜。

倘能青史留数语，此生无憾偿夙愿。

前程漫漫，人生苦短。常恨到老也不能有所成就。文明成果，正如沙里淘金。身为文人学者，一生能写出一两句为后人不忘的话于愿已足，又岂敢多望！

谢谢逢琴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