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熟悉鲁迅生平的都知道，鲁迅自1926年离开北京后，曾两次因为探亲返京，分别是1929年5、6月间和1932年11月份。虽然这两次都只在北京短暂停留了半个多月，但都在北京教育界引起巨大反响。北平多所高校团体及个人盛邀鲁迅前去演讲。1929年5月15日，鲁迅从上海到达北京，自6月3日启程返沪。在这半个多月的时间里，鲁迅曾经做过四次演讲，分别是：1929年5月22日，在燕京大学做《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的演讲；5月29日在北京大学第三院礼堂演讲；6月2日在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演讲，当日晚间又前往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演讲。1932年11月，鲁迅因母病又一次从上海回到北京，分别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演讲，这也就是后来研究者所称的“北平五讲”。

《没有什么感想》，载1929年6月5日《今天新报》

本文涉及的演讲即1929年6月2日晚间鲁迅在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的演讲。关于这次演讲，之前可以看到最切近的材料有陈楚桥的回忆文章《记鲁迅先生的一次讲演》，原载1961年10月22日《西安日报》及同日《西安晚报》。①这篇文章是陈楚桥先生三十余年后对鲁迅此次演讲的回忆。文中讲到，鲁迅说自己从上海到广州，终于没有遇到革命，而且从陈的行文中明显可看出鲁迅是对当时“咸与维新”的革命状况是不满的；讲到文坛上对鲁迅本人的各种攻击，鲁迅表示不会被压倒。鲁迅还呼唤真正的革命文学家的出现，而不在于自我吹嘘与自我标榜。另外公木先生在《鲁迅总司令麾下的列兵》一文中，记录了他聆听这次演讲时隔多年一直记忆犹新的话：“为迎接革命，南下厦门；迎不到，追向广州；到广州，革命走了，在革革命；又追向上海，还是不见革命，在革革革命；如今又追向北京，已是北平了，还是不见革命，在革革革革命，革命已经成功，再也找不到革命了。”②

近日笔者在查阅民国报刊资料时，又欣喜地发现有关这次演讲的重要线索。原来这篇报道在演讲之后，曾经被有心人记录下来并整理发表在了报纸上。笔者发现的这篇演讲笔记，分作两次刊载于1929年6月5日与6月6日的北京《今天新报》。北京《今天新报》是一份影响力不大的报纸，也没有文艺类的专栏或副刊，因此一直不被研究者所关注。这两次笔记刊发在《今天新报》的“教育”专栏上。不过在欣喜之余又有遗憾，因为这两次笔记文末都注明“（未完）”，阅读笔记之后的确看出这篇讲演实录并没有完结。根据内容判断，至少还应该有第三部分。可惜笔者在国家图书馆一一仔细查阅《今天新报》自1929年6月7日及之后数月的报刊原始资料，并没有发现后面演讲笔记的踪迹，原因不明。不过庆幸的是，能看到的部分，也有一千八百余字，信息量巨大。

《今天新报》上的演讲笔记，以《没有什么感想》为题，6月5日第一部分注明“戚维翰 笔记”；6月6日第二部分注明“王国良 戚维翰 笔记”。据现有资料可知，戚维翰是浙江人，与鲁迅同乡，鲁迅演讲时正在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国文系读书。戚维翰在民国时期小有文名，在各类报刊上发表了诸多诗歌、散文作品，1947年不幸死于车祸③。他聆听了这次鲁迅的演讲，并非常细心地把鲁迅的演讲记录下来。众所周知，鲁迅说话是有绍兴口音的。因为同乡这一层，或许戚维翰才更有可能如此巨细无遗地记录下鲁迅的讲话。

二

笔记全文非常翔实，可以看出基本是按鲁迅的演讲内容进行速记，鲁迅的口吻及话语风格都最大程度地得以保存，殊为不易。虽然此篇笔记并没有经过鲁迅的审校，但笔者认为准确度仍然相当之高。也正因此，这次演讲的内容，对了解鲁迅的生平与当时的思想状况尤其具有重要价值。兹录所见全文如下：

没有什么感想

鲁迅

这回，偶然到就（北）平来，就有几个大学请我讲演：师大，亦因从前在这里教过书所以不得不应允诸位的要求，来讲几句（。）得（疑为衍字）不过近两年来实在没有什么感想，此刻只好把我自己个人的小事情来和诸位谈谈，在现在说个人的事是不时髦的，要讲世界和国家的大势，所以只好把个人的小事情说来和诸位谈谈。

不知民国几年，我记不清了，也不知道说错了什么话，犯了什么罪，北京的当局，要带大兵来抓我，我当时很怕，想躲到什么医院里去，又没有钱，只得躲在一家小木匠铺里，其实也太怕死了！因此我就决意要挣钱了，那时恰好厦门大学叫我去，四百块钱一个月，我就去了，有人说我是去革命的，实在我是为钱，那时候的厦门革命军还没有到，我在厦门只住了四个月就走了，所以在厦门没有遇到革命。后来到了广东，当时广东却是革命的后方，所以到广东亦没有遇到革命。后来又到了上海，上海又是革命的后方，所以又没有遇到革命。现在跑来北京——，不，现在改成北平了——来，北京的命又早已革了，——因为革命已竟成功了——所以我始终没有碰到革命。

厦门大学，在一个荒岛里面，对于教员，是极优待的——有教员的住室（有太太的是例外），……一切的供给，应有尽有，有的还有终身的聘书；只欠自己的坟墓没有做好。所以在那里是极爽快的。但是我沉不住气不到半年就走了。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因该校学生入学，须先填写愿书，不准进党。我以为学生入党，是个人的自由，不必干涉的；因此又不免要说闲话，而得罪了当局。第二，因厦门洋气大盛：不能捧洋人，就要得罪。还有，那里的教员，对于校长，真是惟命是从，不敢有半句反抗上司的话，和带北京教员气魂（魄）的我的脾气不合，这是第三个原因。第四，是那里的气候一年中不分四季，十月里还有石榴花，好像故意的和我捣乱，也使我不大高兴。有这四个原因，我还是觉得不舒服，要走。所以又到了广东（。）有人说，广东是赤化的地方，去不得的（。）我很以为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应该不会压迫青年，所以很胆大的去（。）我到广州中山大学原是想作教员的，不料当局硬要我当国文系主任，没法也只好当了。不久，又要我做教务主任（。）真是麻烦！但也没法，又只得当了。至于广东赤化，我倒没有看出来，只见商人的势力很大。凡是租房子，一定要铺保，学校当保都不行，找铺保，据说还是革命后的省政府委员议定的条例！至于女子裸体游行，更是没有见到，不但裸体游行看不到，便是青年男女，一对一对，在街上散步的，也很少见，这种无中生有的造谣，来攻击敌人，我以为是不应该的事。只是工人的地位增高，工人与工人之间往往发生冲突，但是工人的知识没有提高，做事没有责任心，各种刊物错字极多，学校里的听差，一到下午四点钟后就一个也不见，教员要做什么事，除非自动，便没有办法了。又因地位增高，而思想没有改变，所以听差对于教员，非常傲慢，以为革了命，大家都是平等，不必客气了，到清党以后，他们才比较的客气一点，可是清党不久我又走了。那时候，广东有所谓革命文学，是极为时髦的东西。学者不谈革命文学，大家就以为很不名誉的。当时省政府里的委员们，都请我去讲革命文学，说我是革命文学家来了！我说，我不是革命家，我假使是革命家，早已到前线去效力，不到这后方来了，可是他们只是和今天一样地鼓掌，这种鼓掌，我是非常害怕的。因为我的同乡秋瑾，亦是屡次受大家鼓掌，加她一个革命美名，而误杀了她的性命！当时所谓革命文学，我是不赞同的，那时广东人都把革命两个字误解了，以为有权势的，就是革命家，以这样来解释革命文学，也是“奉旨的革命文学”，“奉旨”还说是“英雄”，这是多么可笑的事。所以在广东根本就没有所谓“革命文学”。

这时，我已没有事了，住在一间小屋子里，做点或译点东西糊糊口，后来想走，因为北京仍旧在五色旗下，还到上海去吧，但是在广东的房子已租了，家具已买了，一旦弃之他去，又很可惜：而且亦有广东的好处，就是天气和暖，只会饿死，不怕冻死，所以又不忍马上离开，但不久，中山大学的风潮起了，说是我在暗中怂恿，其实我是没有干预过，我为避免煽惑的嫌疑，所以不得不离开广州，而逃到上海。

这时候，上海亦大鼓吹着革命文学，但上海的革命文学，是文学家，从事于革命失败之后，借作文章以泄泄气的东西，又和上面所谓广东的“奉旨的革命不同”。广东的革命文学家，还是很自在的，记得广州有一个茶楼，叫做“陆园”，许多革命家，还可以去喝茶，有时候，就大不然了，他们住的，非租界不敢住，有时还要逃到外国，去躲几天，我笑他们说：“要革命，不应该躲在租界里”，他说，“你所住的，离租界不过只差一步吧了”，其实我的批评他是不错的，因为真正的革命家，只希望成功，不顾一切，岂有这样畏首畏尾的吗？

（未完）

三

这篇新发现的演讲笔记不仅呈现了极其鲜活的现场感，还原了陈楚桥回忆性文字所没有的诸多丰富的细节，而且在演讲内容上也与陈的文字颇有出入，有大量为前人所未见的内容，这些都值得引起鲁迅研究者的关注。鲁迅这次的演讲，一改以往演讲的形式，没有专门谈某一具体的学术或时事话题，而是向师大学子谈论自己“个人的小事情”。1926年至1929年这三四年的时间，是鲁迅人生经历的剧变期。鲁迅在这次演讲中就颇为细致地讲述自己从北京至厦门再到广州，最后去往上海的经历，同时夹叙夹议，其中尤其重点涉及到了这一时期他对革命文学的观察与看法。虽然非常遗憾的是，这篇笔记并不完整，但就所见到的内容来看，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文中所涉及到的有关鲁迅的相关经历，一直在鲁迅研究界引起长久的争议、考辨，鲁迅这么详实地亲自叙述自己的经历，是从来没有过的。鲁迅曾经写过三份自传性质的文字，分别写于1925年、1930年、1934年。三篇文字的论述都极其简略，而且更多论述的是前期的人生历程。而1926年至1929年这三年多的变动期在后两份自传中则粗略过去④。1934年的《自传》一文中这段经历稍微比较详细：“因为做评论，敌人就多起来，北京大学教授陈源开始发表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我只好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做教授；约有半年，和校长以及别的几个教授冲突了，便到广州，在中山大学做了教务长兼文科教授。又约半年，国民党北伐分明很顺利，厦门的有些教授就也到广州来了，不久就清党，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我就辞了职，回到上海，想以译作谋生。”⑤

鲁迅在这次演讲中涉及到很多自己的人生经历。如笔记中记录的民国某一年，鲁迅“躲在一家小木匠铺里”的事情。其实就是1926年段祺瑞政府通缉鲁迅等在京文化名人五十人，鲁迅曾先后躲进山本医院、德国医院与法国医院的经历。在避居德国医院时，因床位已满，曾住进一间堆积杂物兼作木匠作坊的房子。这个经历鲁迅在《朝花夕拾·小引》中是有提及的。不过因为演讲的公共性与临时性，也使得我们对鲁迅的“现身说法”同样需要审慎地辨析。鲁迅说在厦门大学生活极其舒适，或许有部分真实，但如果说“一切的供给，应有尽有”却并非鲁迅完全真实的体验。这从鲁迅在厦门期间写给许广平的信中（后编入《两地书》）可以很直观地看到，鲁迅曾多次抱怨食宿的不便。还有演讲笔记中鲁迅提到对工人地位提高后，却越发骄横懒惰的批评。在鲁迅居厦门期间给许广平写的信中也几乎可以做到一一对应⑥。笔者甚至怀疑这种情况并不是鲁迅在到了广州时候的体验，而是在厦门期间的观察。

当然演讲作为一种临场的口头讲述，一些细节与事实略有出入也情有可原。但从另一个角度说，鲁迅对一些重要事实的遮掩、省略或者强调，更多其实是“别有用心”的故意为之，是为了服从他整场演讲的核心主题的。可以说，看似闲谈似的演讲风格仍然蕴含着鲁迅别具匠心的演讲艺术。这次“没有感想”的演讲，鲁迅虽然谈论的是自己个人的事情，但实际上仍然是有相当明确的主旨与指向的。从他戏称追赶革命而不得，到对广州革命现状及革命文学的透视，再到对广州、上海打着革命文学旗帜的一些文人的讽刺，鲁迅实际上想要表达的仍然是这一时期他对革命及革命文学的思考。这在此前鲁迅的多次演讲中都能获得参证。例如鲁迅在1927年4月8日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中，提出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真正的革命文学，因为革命没有成功，所以在文学上谈不上对旧制度的挽歌与新制度的讴歌。旧的文学仍然占据这很大势力。“不但如此，并且也没有叫苦，没有鸣不平；止看见工会参加游行，但这是政府允许的，不是因压迫而反抗的，也不过是奉旨革命。”⑦时隔两年后，鲁迅在北平再次强调了这一观察。鲁迅的立意在不满革命的成效，所谓革命文学家也大多是挂羊头卖狗肉。联系到之前提到的公木对这次鲁迅演讲中寻找革命的回忆，就很容易看出：所谓“革命已经成功，再也找不到革命了”，这并非描述现实情况的陈述句，而是鲁迅特有的反讽语调了。

另外，演讲笔记中记录鲁迅自陈离开厦门的四点理由，也非常值得研究者注意。第一条理由，鲁迅说是不认同厦大禁止学生参与党派的规定，因为他认为这是学生政治参与的自由。这个理由是个颇为新颖的说法，不过也有材料可作参照。与厦门大学同为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大学，在1926年冬曾引发一次较大的学潮。学潮的根源就在于当时集美大学校长叶渊与陈嘉庚本人都反对学生参与任何党派活动，而引发学生群体的强烈不满。在学潮风雨欲来之时，鲁迅恰好受邀去集美大学进行了一次演讲。鲁迅一贯的观点当然是希望学生关心时事，多做“好事之徒”，鲁迅虽然无心影响学潮，但的确巧合地成为集美大学学潮中的一段颇有意思的插曲。鲁迅自己曾在《海上通信》一文中对此有相关描述：“校长的意思是以为学生应该专门埋头读书的。我就说，那么我却以为也应该留心世事，和校长的尊意正相反。”⑧另外鲁迅对厦门气候的不习惯，也是一个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说法。鲁迅生于江南水乡，又在北京久居多年，不适应南方地区的气候，似乎可以理解，不过演讲后面又提到他对更为南方的广州气候颇为满意，认为“天气和暖，只会饿死，不怕冻死”，所以不忍立马离开广州。一前一后的对比，这其中恐怕不免有心境与气候微妙的应和关系吧。

过去研究者把鲁迅离开厦门去往广州的缘由主要聚焦在鲁迅与厦大国学院内部冲突，尤其是与顾颉刚等几位教授的矛盾冲突上。这的确是鲁迅离开厦门一个非常重要或者可以说最重要的理由。其实鲁迅在这里的第三四点原因间接提到了，但说得比较隐晦，并且稍微变换了一点说辞。鲁迅说他京派教员的脾气与其他教员不合，“洋气太盛”“对于校长，惟命是从”，这也都是他看不惯的，这当然不错。鲁迅本人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就有相似的说法：“而有些教授，则惟校长之喜怒是伺，妒别科之出风头，中伤挑眼，无所不至，妾妇之道也。”⑨。不过鲁迅在这里并不提及他在其他地方说到的与“现代评论派”教授们的龃龉，而是选择 “避重就轻”，恐怕是鲁迅在面对师大学子时，不想把一些太过详细的恩怨展开来谈，以免离题太远。而是把整个演讲的基调定在呼唤真正的革命与反抗精神上。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不揣浅陋，只是挂一漏万地释读了这篇新见的演讲笔记。因为这篇演讲内容的特殊性，演讲记录稿本身不全而且未经鲁迅本人审校，其重要价值与可能有的争议之处，还有待各位方家的关注与讨论。

注释：

①辑录或概述了陈楚桥这篇文字的书籍如朱金顺：《鲁迅演讲资料钩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版；马蹄疾：《鲁迅讲演考》，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版；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潘颂德：《鲁迅上海时期的演讲》，山东师院聊城分院编：《鲁迅在上海（一）》，山东聊城出版社，1979年12月版；吴作桥：《新版〈鲁迅全集〉注释补正十七则》，《上海鲁迅研究》，2014年02期，第182—191页等。

②公木：《鲁迅总司令麾下的列兵》，《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1期，第97页。

③台湾新文学的先驱张我军之子何标曾在一些回忆散文中提及，张我军在北师大时期曾和同学组织文学团体“星星社”，后改名“新野社”，戚维翰即是其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参见何标：《张我军与“新野社”》，《台声》，1994年第2期，第46—47页。

④1930年的《鲁迅自传》中说：“到一九二六年，有几个学者到段祺瑞政府去告密，说我不好，要捕拿我，我便因了朋友林语堂的帮助逃到厦门，去做厦门大学教授，十二月走出，到广东，做了中山大学教授，四月辞职，九月出广东，一直住在上海。”见《集外集拾遗补编》。

⑤鲁迅：《自传》，见《集外集拾遗补编》。

⑥⑨鲁迅：《两地书》第一○四，第六○。

⑦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见《而已集》。

⑧鲁迅：《华盖集续编》。

（选自《新文学史料》2023年第一期）